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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应该被嘲笑为“蠢猪式的仁义”吗?
2017-12-06 12:51 来源:凤凰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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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襄公在盂地会盟时因为坚持不带兵而被楚成王活捉。在泓水之战时因坚守战争礼义而被楚国打败。宋襄公,今人只有嘲笑,古人却褒贬不一。为什么《春秋公羊传》和董仲舒、司马迁这些思想大家却盛赞宋襄公呢?宋襄公坚守着什么样的价值观?详情请收看“掌上国学院杨鹏评点史记人物之宋襄公”。

  是君子还是“蠢猪式的仁义”?

  大家好,这是掌上国学院“杨鹏评点《史记》人物”,今天我们评点宋襄公,分析一下宋襄公所引发的争议。

  资料图

  宋襄公的故事通常被解读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中国历史上对宋襄公的评价,却没有这么简单化,而是有着立场相反的两种争论:一种是否定宋襄公,这以《左传》和《春秋谷梁传》为代表;另一种是肯定,这以《春秋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

  宋国的历史

  在讲宋襄公的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宋国。

  春秋中期的形势图

  宋国四周几乎全被姬姓诸侯国包围。《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

  春秋时期的宋国,地点以今天的河南商丘为中心。宋国不是周王朝分封的姬姓诸侯国,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微子开乃殷帝纣王之庶兄,周公在平定纣王之子武庚之乱后,“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所以,宋国是殷商遗民的国家。

  宋襄公是宋国的第20代国君,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650年到公元前637年。本课重点分析历史上思想家们对宋襄公看似相互矛盾的评价,分析中国的思想者们曾经面对的困惑。

  从历史上关于宋襄公的义霸之辩,我们会看出今天的中国人,与春秋时期的人已经有深刻的差异。春秋时期,人们做事之前会有道义的思考,他们重礼讲信。而今天的中国人似乎更务实,更功利,更不讲道义和廉耻。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品格的严重滑坡?为什么这种重礼讲信的传统,会像玻璃杯一样被摔碎?

  盂地会盟被楚国活捉

  今天的人把宋襄公当成傻帽,是因为宋襄公所做的两件事。一件事是公元前639年在盂地的会盟,所谓会盟就是各国聚会在一起,商讨盟约的条款。宋襄公在盂地会盟时,因为坚持不带兵而被楚成王活捉;第二件事是在泓水之战时,宋襄公遵守传统的战争礼义,结果被楚国打败,自己也受伤的故事。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故事的详细情况。第一件事是公元前639年,在盂地会盟的时候,宋襄公被楚国抓捕拘禁。《春秋公羊传》是这么记载的: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疆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宋公曰:“不可。吾与之约以乘车之会,自我为之,自我坠之,曰不可。”终以乘车之会往,楚人果伏兵车,孰宋公以伐宋。

  说宋襄公跟楚王约了一个“乘车之会”,“乘车之会”就是非兵车和平聚会谈判。公子目夷劝他说:楚国是夷国,虽然强大,但是不讲信义,请你带上兵车去参会,这样以防万一自我保护。宋襄公说:“不可以这样做,我跟楚子约好的是和平聚会,这是我自己提议的,我不能自己背约,这是不可以的。”最后襄公是没有带兵车前往,结果楚人果然埋伏了兵车,活捉了宋襄公,而且想征伐宋国。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宋襄公是一位勇敢的、有点迂执的正人君子。宋襄公被捉,他安排了公子目夷为宋国的新国君,拒绝了楚国割地的无理要求。宋襄公被释放以后,公子目夷马上又把王位让回给宋襄公,可见宋襄公在宋国很得人心。盂地会盟,宋襄公不带兵车前往,固然是对楚国的蛮霸估计不足,也是因为他守约讲信而被欺负。在这件事上,《春秋公羊传》批判的不是宋襄公,而是楚国,认为楚国不讲信用,强而无义。

  泓之战坚守战争礼义

  第二件事,就是宋襄公在与楚国的泓水之战中遵守传统的战争礼义,最后战败。

  《史记·宋微子世家》是这么记载的: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

  说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国军队还没有全部渡过河时,目夷说:对方人数多我们人数少,趁他们没有完全渡过河就攻击他们吧。襄公不听。“已济未陈”,楚人已经过了河,但是还没有布好战阵,目夷又说:现在可以攻击了!宋襄公说:等他们布好阵列吧!等楚军布好了阵式,宋军发动进攻。结果宋师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了重伤。

  君子不困人于阸

  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宋国军队失败,大家都埋怨宋襄公。但是宋襄公说:“君子不困人于阸,不鼓不成列。”“阸”是很艰险、很困难的地方,当敌人处于不利环境的时候,君子不能去趁人之危。敌人还没有排好战争的阵式,君子不能够击鼓进攻。

  《左传》的记载更为详细: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不重(音chong)伤”就是敌人受伤以后不能够再去伤害。“不禽二毛”不要去擒捉那些有花白头发的敌人,要放过年龄偏老的敌人。“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古代作战,不是靠险要地形去占便宜。“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虽然我是被灭的殷商遗民之国,也不会去击鼓进攻那些还没有摆好阵势的敌军。

  投入战争,胜败乃兵家常事,宋襄公之所以被人嘲笑,是后人认为他太迂腐。他迂腐地固守传统的战争礼义而导致失败。其实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比较多,宋襄公和楚国作战失败,未必仅仅是因为他坚守传统的战争礼义。

  受托平定齐国内乱

  宋襄公并非是没有战争经验的人。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世,齐桓公的众公子争立。齐桓公和管仲生前曾经委托宋襄公照顾太子昭,“桓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宋襄公为了信守委托,在公元前642年起兵打败了齐国众公子的联军。“宋襄公率诸侯兵送齐太子昭而伐齐。”扶持太子昭当上了齐孝公。宋国是小国,齐国是大国。宋襄公因为受托于人,敢于犯难平定齐国的内乱,这件事做得很受当时的诸侯国敬重。

  只是平定齐国内乱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在齐国有内应。但楚国是一个对外同仇敌忾的国家,宋襄公并没有任何内应可依靠。而且楚国是自称蛮夷的一个大国,从地图中可以看得出来,宋国是一个小国,楚国是一个大国,双方的综合实力完全不同。而且泓之战,楚军人数远多于宋军。

  宋襄公泓水之战失败,有人嘲笑他是蠢猪一样的仁义道德,但也有人因他坚守传统的战争礼义,坚守传统的道义原则而赞扬他虽败犹荣。

  赞美宋襄公者言

  《春秋公羊传》是儒家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上面这么评价宋襄公:“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文王之战,亦不过如此。”

  “大其”就是赞扬他。“有君而无臣”就是说宋襄公作为一个国君是有国君的礼义和国君品质的,可惜他没有能干的臣子。“临大事而不忘大礼”,考虑战争的胜败同时还要考虑礼义传统,即便是周文王带兵作战也不过是如此。

  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赞扬宋襄公:“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故善。”

  所以赞美宋襄公不讹人。如果不能由道义之路而取胜,还不如遵守道义准则而失败。这句话很重要,这完全不是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道义论英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按照道义原则而取得的胜利,不能算是胜利。“不如由其道而败”,不如情愿失败,但是坚守了道义原则。“春秋贵之”,《春秋》这本史书是赞扬他的,“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这是为了改变习俗而成就王道的教化,所以赞美他。

  董仲舒讲得很清楚,《春秋》这本史书之所以肯定宋襄公是基于“变习俗”,是基于国家、社会习俗建设的考虑。一个国家的社会习俗是道义优先还是成败优先?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它影响国家道统,影响国民命运。

  按照董仲舒的标准,后人嘲笑宋襄公,这是因为后来的社会习俗坏了,人心坏了。董仲舒提出的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既要考虑战争的成败,也要考虑这个过程中风俗教化的建设、伦理传统的形成等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这么说:“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襄公已经败于泓之战。君子们赞扬宋襄公,是因为感伤中国缺失了传统的那种礼义文明,所以才赞扬他。宋襄公真的是有礼让精神啊!

  为什么《春秋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司马迁的《史记》并不嘲笑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呢?因为他们不完全是以成败论英雄,而是要考虑国家的道义传统和社会道义习俗。对他们来说,国家道义传统、社会道义习俗的重要性,高于一两次战争的胜负。

  董仲舒认为,不能为了一时的胜利而违背道义是非的准则,宁肯为了道义是非的准则,去承受战争的失败。董仲舒这些人想得远。人都要成功,都想胜利,但如果是以不正当的办法,不择手段地赢得胜利,这样胜利就和不择手段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坏的社会示范。如果要胜利就必须不择手段,这样我们整个民族就会变成毫无道义底线的民族,社会风俗也不再是讲正直、讲道义的风俗,这会伤害整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最终伤害民族的整体大利。

  大家记住,这种关于成败得失和道义是非的思考,我们中国人是曾经有过的,我们的祖先并不完全是以成败论英雄。

  在今天,生活的常识其实也告诉我们,不诚信的人在社会中,其实是做不成任何大事的,我们几乎都不愿意跟不讲信誉、不讲规则的人合作相处。但是,如果要成功,就必须忍到无耻,就必须狠到绝情,就得不择手段,只认胜者为王,这种观念也深入了中国人的心灵。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风俗已经烂了,这种溃烂的社会怎么可能产生出引领人类文明的力量呢?

  《春秋公羊传》、董仲舒和司马迁,他们的思考其实是蛮深远的。当我们嘲笑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之前,我们应该先细想一下宋襄公所坚守的战争观。“不厄人”、“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这背后的价值取向,不就是为了尽可能的降低个体生命的伤亡吗?

  为什么我们要嘲笑尽量减少生命杀戮的战争观,反而去赞美那种不择手段、残暴地杀人如麻的战争观?所以,当我们从珍惜生命和生命价值的角度来反思,就会发现,不是宋襄公有问题,而是嘲笑他的我们有问题。

  宋襄公二百多年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以杀人数量的多少来决定奖励的多少,把在战场上斩获人头变成获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我们正是因为受商鞅和秦王朝这种魔化传统的影响,才会把尽可能减少生命伤害的战争观视为愚蠢。

  这实质是社会风俗的黑厚化,是我们的价值观已经黑厚学了,是我们灵魂的魔化。用他人的头来换取权力和财富,砍人头、喝人血,这是我们希望生活的世界吗?

  从宋襄公这种“不厄人、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珍惜生命的战争观,到商鞅的以人头来换取功名富贵的残暴,这是一个精神堕落的过程,是一个从人堕落向魔鬼的过程。

  礼义“鞌之战”

  宋襄公这样的礼义行为并非特例,他只不过是坚守了春秋时代的中国人的战争观和价值传统。

  我再举一个例子。公元前589年,齐国和晋国之间爆发鞌之战。齐国进攻鲁国、卫国,晋国来救。《左传》记载齐军战败,齐顷公乘车逃跑,晋国的一位叫韩厥的将领率军追赶齐顷公兵车。韩厥亲自驾驭马车。齐顷公手下邴夏说,我们要射那个驾车的,那个驾车的是个君子。春秋时期“君子”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贵族,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他讲道德仁义。逃难中的齐顷公回答说,你既然称他为君子,却又要射他,这是非礼。“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

  “韩厥中御而从齐侯”

  《春秋左传·成公二年》: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

  结果邴夏就没射韩厥,而是把韩厥两边的人都射倒了。最后齐顷公的兵车被树绊住,韩厥率军追上了齐顷公的兵车。这位韩厥追上齐顷公兵车的时候,齐顷公和他的手下逢丑父已经更换了座位。这样逢丑父就假装自己是齐顷公。晋国的将领韩厥很有意思,他到了齐顷公的兵车前面,把自己的马拴住,走上前来,对着车上假扮齐顷公的逢丑父行了跪拜礼,奉上一杯酒,还加上一块玉璧。

  《左传》原话是:(韩厥)“再拜稽首,奉觴加壁以进”。

  然后韩厥说:我的国君使我们群臣来为鲁国和卫国向您求情,并告诫我们,让我们的军队不要进入您齐国的领土。但是我不得不进行作战,所以现在我要俘获您了。这位顶替齐顷公的逢丑父,命令齐顷公下车去取水,齐顷公就这样逃走了。

  齐顷公逃回军队中以后,又率领齐军来找逢丑父,而且亲自率军三次冲入战阵,但是韩厥已经把这位逢丑父送给了晋军统帅郤克。后来晋国的将领们得知逢丑父骗过了韩厥放跑了齐顷公,要求处死逢丑父,但是晋军的统帅郤克却说:“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这个人不害怕以自己之死来救免他的国君,我如果杀这样的人,不吉祥。释放了逢丑父。

  大家看,齐晋鞌之战,齐顷公不射韩厥,因为他认为不能够射杀君子。这位韩厥追上了齐顷公,对齐顷公非常的有礼貌讲礼义。这位逢丑父冒死顶替齐顷公。齐顷公逃脱以后,率领自己的军队三次杀入战阵,要救逢丑父。这位叫郤克晋军的统帅因为逢丑父能够舍生忘死救自己的君主,赞赏他仗义,所以释放了逢丑父。这样的战争大家觉得残暴吗?他们是英勇而不残暴,重礼而讲信,讲的是荣誉和气节。

  堂吉诃德一样的宋襄公

  齐晋鞌之战发生在公元前589年,宋楚泓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38年,两者相差49年。可以想见,宋襄公在泓之战时的言行,是正常的春秋礼义,并不是因为他愚蠢。泓之战之后差不多半个世纪,齐晋鞌之战依然是奉行这样的战争礼义道德。

  当今的中国人,你是喜欢春秋时期这种有底线的战争形式,还是战国之后动不动坑杀几万、几十万人的残暴战争形式?如果我们倾心于春秋时期那种有底线的战争文化,那么,我们应该嘲笑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吗?

  当然,这位宋襄公有他自己的问题,他曾经杀人祭神,还有一种想复兴殷商的不自量力的野心。

  但是,公元前639年的盂地会盟,公元前638年的泓之战,宋襄公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出的言行,恰恰是他应该被褒扬的春秋美德。

  如果坚守欧洲的骑士精神的堂吉诃德能得到一些掌声,那么,坚守中国春秋礼义原则的宋襄公为什么不应该得到一些掌声?

  六鷁退飞的隐喻

  孔子的《春秋》在讲到宋襄公之前,先记载了一个异象,“六鷁退飞,过宋都。”“鷁”就是鹭,一种大的鹭鸟。说天空有六只鹭鸟,退着飞过宋国的都城。所谓“退飞”就是说这个鹭鸟,虽然在努力的向前飞,但是因为风太大了,看起来整个鸟的身子是不断的后退。就这样退过了宋国的首都。

  六鷁退飞,过宋都

  宋襄公就像这六只退着飞的鸟,春秋的礼义文明也像这六只退着飞的鸟。

  这个记载有很强的象征性和预示性,宋襄公就像这六只退着飞的鸟,春秋的礼义文明也像这六只退着飞的鸟。如果是因为风,这是什么风?也许就是后来战国兴起的血腥之风,就是后来秦国以奸诈和暴力征服六国的血腥之风。如果奸诈和暴力就等于成功,这样塑造出的国家传统和社会风俗,就是一个灵魂深处以奸诈和暴力为美的传统。

  回顾关于宋襄公的争论,我们会发现,最困难的事情是如何实现道义与成功的统一,如何用道义的手段去实现成功?

  不成功难有说服力,但是如果用下三滥的暴力的、欺诈的方式获取成功,塑造下三滥的、残暴的、黑厚的国家民俗传统,长远会伤害整个民族,这样的民族会让世界不耻为伍。成功要以道义为基础,道义需要用成功来彰显。面向未来,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我们该如何重续春秋的传统,如何塑造新的春秋?我们要实现道义的成功,实现成功的道义,把道义与成功统一起来,开创全新的中华传统。

作者: 编辑:郭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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