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传统村落如何留住木楼人家?(上)

2018-05-15 10:04  来源:贵州民族报

  榕江县月亮山腹地的九摆苗寨帕尼/摄

  黔东南,以其丰富的民族传统村落、多元的民族文化、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被国家民委授予“中国·黔东南民族文化旅游示范区”称号,除此之外,“中国最美30个地方之一”“中国十大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中国优秀乡村旅游目的地”等等荣誉加持着快速发展的黔东南全域旅游,毫不夸张地说,黔东南堪称民族文化旅游的国家名片。但这张靓丽名片的后面,也有着诸多的发展“痛点”,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民族村落的保护与开发。目前国家评定的四批4153个传统村落,仅黔东南就有309个,是传统村落最集中的地区之一。4月28日,在凯里召开的“中国民族文化旅游暨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研讨会”上,国务院参事、著名作家、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冯骥才警告说,“传统村落不是提款机,而是压在这一代人背上的大石头,尚有重重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里,传统民居的过去和未来是关键。传统民居承载着乡土文化的记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是祖先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更是传统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传统村落里的民居何去何从?传统村落发展中,新建民居要完整承继原貌还是与现代化相合?带着种种问题,记者专访了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潘年英教授。

  潘年英,侗族,1963年生人,祖籍贵州天柱,现居湘潭,系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教授文学和人类学,业余爱好摄影和写作。有著作30余种出版,亦有作品被译成法文和英文在境外发表。主要代表作品有《木楼人家》《故乡信札》《伤心篱笆》《扶贫手记》《在田野中自觉》《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等。

  传统村落保护措施单一

  黔东南的传统村落保护成效,就是大多数被保护的村落没有被“开发”得面目全非。

  记者:我们知道,黔东南是你的故乡,尽管离开多年,但你还是长期研究并行走于黔东南的传统村落,请你谈谈黔东南传统村落里的民居现状是怎样的?

  潘年英:黔东南有3226个行政村,自然寨没有看到统计数字。我的估计,自然寨应该是行政村的三四倍以上。就是说,自然寨应该在1万个以上。目前被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传统村落总数有309个,其中第一批有60个,第二批有165个,第三批只批准了51个,第四批33个,也就是说,被保护的村落只占全部行政村落的9.578%。历史上,黔东南传统民居大多以木构建筑为主,只有在交通条件便利的地方,才有一定数量的灰砖建筑,风格基本为徽派。传统的灰砖建筑没有高楼,而且在颜色上跟木楼建筑基本保持一致,整体上是和谐的。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在黔东南开始大量出现,而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这种势头迅猛发展,几乎到了家家户户都在拆旧屋(木楼)建新居(砖房)的地步。尤其随着公路“村村通”工程在全州的基本普及,黔东南的木楼民居在最近的5年里正在大幅度减少,许多交通便利的地方,木楼建筑实际上已经由原来的“为主”转变为“残存”。

  记者:你如何看待这样的现状?潘年英:从某种意义上讲,黔东南的传统村落保护是全国最好的地区之一,具体表现为一是保护的数量大,二是保护的成效显著。所谓数量大,就是保护的绝对数字在全国和全省都居于前列。保护的成效,就是大多数被保护的村落,传统的特征基本保持完好,没有被“开发”得面目全非。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这里面的问题不少。首先,这里的保护,其实在很多地方还是开发,是开发式的保护,即把原来很多传统的民居拆除了,再添加一些现代化设施进来,就算是保护了。其次,黔东南传统村落的保护之所以成效显著,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黔东南经济发展的滞后,现代化程度低,而不完全是国家实施保护的直接结果。第三,目前的保护措施比较单一,缺乏创造性,面临着同一化的危机。

  最需要保护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

  改善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不能真正再现传统村落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实际上是达不到保护的目的。

  记者:你提到的同一化危机是指现在建设中饱受诟病的“千村一面”情况吗?你能不能详细谈谈?潘年英:对。我不太清楚国家在落实传统村落保护方面究竟有些什么硬性的规定,但我看到黔东南的传统村落保护(开发)模式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的。具体来讲,一个村落如果成功列入了国家保护名录,那么就会有一定数额的资金进来,这些资金主要用在哪些方面呢?用在道路硬化,危房改造,环境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新的公共空间的开发等方面。这些方面的改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开发旅游。没错,这些方面的改善确也是很需要的。但问题是,如此一来,我们所看到的传统村落,在景观上就差不多趋于统一了,从而失去了往日村落千姿百态的个性,也就不能真正再现传统村落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实际上是达不到保护的目的。

  记者:那么你认为,传统村落里的民居最需要保护的是什么?潘年英:最需要保护的就是原生态,也就是村落本来的基本格局,包括道路,大树,水井,房屋,古建筑,等等之类。我看到传统村落的一些申请报告书,他们就是依靠拥有这些东西从而获得被保护资格的。但是,很多地方在申报成功之后,并不注意保护这些东西,而是开始搞开发和建设。于是,老房子被大量拆除,传统的青石板路更是被水泥覆盖,而在有了自来水之后,水井也基本被荒废弃用……有些地方还对传统木楼进行统一包装,涂抹统一的颜料,硬是把好端端的一个传统村落搞成了一个“四不像”。有些地方受到政策性制约,还多少有所忌惮,但就我所看到的大多数传统村落而言,开发的多,保护的少。冯骥才先生说得好,传统村落最重要的是保护,而不是开发。他甚至强调我们都不应该提开发这两个字,最多只能说是保护和利用,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民居改造必须有所制约

  传统村落里的民居改造,必须受到一定的制约,不能说改造就改造,更不能擅自改造,得服从整体保护。

  记者:保护和开发一直都存在矛盾。不开发就很难利用传统文化产生经济效益,没有效益就会失去保护的动力。而且,传统村落中的古民居大多属于私产,目前的管理制度以限制性条款为主,缺乏激励和补偿机制,而村民本身有强烈的现代化诉求,这又涉及到村民发展的权利问题。所以,保护和开发利用一直都是矛盾的。对此,你有何建议?

  潘年英:没错,这个是有矛盾的,所以我们过去有一个提法,叫“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这个提法看起来很辩证,可以克服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我得承认,这个提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初级开发阶段),是可以的成立的,但到了现阶段(升级开发阶段),就很难协调了。就是说,一当开发进入保护的程序,到后来其实都有点刹不住车,什么“适度开发”,什么“保护性开发”,只要是开发,就是商业行为,而商业行为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没有盈利谁来给你开发?但盈利这个事情,没有底线,盈利多少才算“适度”?其实任何商业行为,追求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努力以最小的投资,获取最大的利益。想想看,这样的开发,能做到保护吗?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保护就是保护,就是无条件的保护,不要开发,也不要利益。民居的改造,必须受到一定的制约,不能说改造就改造,更不能擅自改造,得服从整体保护。换句话说,国家出的钱,主要用于保护,而不是用于开发。

  记者:这些未被工业化洗礼的传统村落,其价值日益被人所认知,成为了新的旅游资源。但大多数传统村落在旅游开发中,面临着自身资金匮乏的困境,而城市资本涌入又可能造成新一轮对民族传统建筑的破坏及过度商业化等威胁,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潘年英: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力量的介入和投入,不能放任当地村民自谋发展。国家的投入,首先是要根据不同的村落特点,进行相应的科学规划和设计。其实我们现在对传统村落价值的认知还是很有限的,因此保护的措施和力度也是很有限的。我们给了村民一定的保护资金,但这些资金怎么用?如何对村落进行保护?这些东西是没有的。而在有些村落被开发为旅游点取得成功之后,其示范效应就显现出来的,所以现在很多地方的传统村落的村民都会很自觉地去学习和借鉴那些搞旅游开发搞得比较成功的村落开发经验,也搞起旅游开发来。旅游开发可不可以搞?当然可以搞,但怎么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的看法,第一,国家应该成立专门的地方民居保护与利用的科研机构和组织,负责指导地方民居的保护与开发;第二,要把脱贫致富和传统村落保护的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看待,不能忽视村民脱贫致富的权利和追求现代化生活的愿望,也不能为了发展而不顾及传统文化的保护。

作者: 编辑:田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