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小说的问题症候及出路》

2018-06-21 15:06  来源:多彩贵州文学网—贵州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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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非常复杂,好的历史文学应该是历史理性与历史想象力的融合与再造。西方有口传史诗传统,真实历史与歌谣、传说与想象融合在了一起,反映了人类早期对自我和世界未曾分裂的天真认识。亚里士多德说,“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而文学则是可能发生的事”,就非常鲜明地点出了文学对想象力、情感判断的追求。但是,中古和近代早期,很多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自己的职能就是为上帝的意志在人世的显现做编年史,世事变化,根本来说,就是出于上帝意志,人类历史就是善与恶两种超自然力量的竞技场。直到兰克、吉本、蒙森、卡尔等近代启蒙史学家出现之后,具有科学理性意味的真实性,才逐渐成为历史的第一要素,文学的成分、道德评判的成分,才逐渐退出。这种情况,到了后现代史学阶段,又被怀特、利奥塔等历史学家来了个大颠覆。

  然而,中世纪的历史小说,偏重圣徒行迹与骑士传说,也充满了道德判断和浪漫色彩,到了西方的现代历史小说,从号称“历史小说之父”的司各特的《艾凡赫》,一直到狄更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甚至到当代的尤瑟纳尔、库切的作品,都充满了理性精神和哲学意味,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探求人与历史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也影响了历史小说的创作,但相对而言,这种影响更多是哲学层面,虚无主义并没有对理性主义价值观造成根本性的冲击与动摇,特别是精英文学。就是马丁的《权力的游戏》这样的通俗的架空历史的“重写神话”的小说,在架空之中,也为我们展现出了历史理性强大与迷人魅力,甚至为特朗普等欧美政要所钟爱,并在演讲之中频频引用。相反地,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破坏作用却显得更大。

  中国传统之中,文学与历史的纠葛更复杂,比如,《史记》这样的历史作品,文采斐然,被称为“无韵之离骚”。很多文人的创作,也都以能入史为极大荣耀。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却偏偏不取文人,甚至轻视文学和文人,认为“文学对资治无益”。因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金圣叹曾说,历史乃以文运事,文学则为因文生事。也就是说,文采对于历史而言,不过是帮助其更好地叙述的工具,而对文学而言,想象力与情感的因素,则是文学的根本,事件不过由此而生矣,真假莫辩。佛学思想的引入,更让中国的古典小说,甚少追求理性的真实,而更多注重相对论、循环论性的非理性史观,如“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生如梦、梦如人生”等思维方式,因此,中国的古典历史小说,大多是传奇、演义,注重其中的情感因素和激烈的虚构冲突,借此表达复杂人生况味。这不同于西方在上帝视角之下的道德判断,而更多的是一种伦理性道德判断,且较少“罪”的况味,也不是日本人的“耻”感,反而多了“空无”的韵致。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的人生态度,甚至也影响了日本文学,比如,《平家物语》的开头,就说道:“祗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婆罗双树花失色,盛者转衰如沧桑。骄奢淫逸不长久,恰如春夜梦一场;强梁霸道终覆灭,好似风中尘土扬。”颇似《三国演义》《桃花扇》的味道。

  然而,这种情况到了晚清之后,又是风气一变。启蒙与救亡,使得历史文学更多地承载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比如,茅盾的《大泽乡》《秦始皇将死》《石碣》《豹子头林冲》,郑振铎的《桂公塘》等,历史就被加入了阶级意识,历史也成了阶级对抗的活报剧。这种“古为今用”的公羊学传统,“以理为经,以明道为宗”的宋学影响,使得启蒙思想在左翼化之后,不仅形成了五段论的阶级对抗与社会进化的史学观,而且在历史文学之中,造成了曲解史实,迎合宏大叙述目的论的企图。这种历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先行论,在戏剧《新编海瑞罢官》之中达到了顶点,一直到姚雪垠的《李自成》都还存在。但在现代文学之中,其实还有着别样的历史想象,比如鲁迅的《故事新编》,冯至的《伍子胥》,施蛰存的《将军底头》,黄秋耘《杜子美还家》等历史作品,历史理性与历史的想象力,都得到了很好地展现。进入新时期,历史小说有一个大爆发期,《少年天子》《皖南事变》《白门柳》《曾国藩》等一系列优秀作品,都在追求历史真实性与历史理性上有了长足进步。

  但这种倾向,因为新历史主义的出现,遭到了颠覆。新历史主义在破除意识形态偏见,追求人性解放之中的意义不可忽视,但它的重要缺陷在于,它毁掉和颠覆的,不仅是阶级对抗的说教灌输,而且是中国人来之不易的历史理性意识。在它的狂欢化的叙述背后,其实又回到了中国古代的“传奇”传统。这种情况,因为消费时代的介入,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历史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之中变成了农民式的,循环式的生死仇杀,在苏童的《米》《罂粟之家》之中变成了“恶”的报应与欲望的盛开。李锐的《银城故事》则在表面的启蒙批判之下,将历史沦为虚无的胜利与牛屎客的呓语。

  在对新历史主义的一片赞扬声中,不是没有清醒的反思,但都被一概指责为“阶级化的僵化历史思维”,跟不上后现代的历史潮流。这种情况造成的遗毒,直接导致了“抗战神剧”这样荒诞的东西出现。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工作者,批评家和百姓,也在“年复一年”的声讨之中,习惯了它们的存在,甚至还能从中找到一点“娱乐的快感”。这种情况,尤其以陈忠实的《白鹿原》为最。陈的这篇小说,被认为是一部史诗性作品,反映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虽然,我们不否认它是一部优秀历史小说。但至今为止,对《白鹿原》的问题反思都是不足的。在历史理性与深度方面,《白》不如《古船》与《尘埃落定》。《白》之所以会出现歧视女性、迷信谶纬、过分美化关学,夸大性欲特征、逻辑杂糅混乱等特点,都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历史理性所致。小说以“白嘉轩娶了七房女人”开头,就奠定了它“传奇”的思维方式。比如,如果从历史理性角度,如果真写此奇人,就应该给死去的这七个女人一个解释,而不是“他的那东西有毒”这样一个带有谶纬色彩的解答搪塞过去。因为《白》是现代小说,而不是子部的明清传奇。尽管小说试图从历史理性的角度,对整个国共争斗的历史,中国的近现代史进行整体观照,但在历史学者来看,该小说对历史的认知,并没有多少独到深刻之处(例如,士绅在抗战时期的作用应该肯定,但是否可以将之放在整个权力博弈的框架下去看待晚清以来由于中央统治权的衰落而导致的士绅变成权绅和恶绅的问题)。而这种来自《古船》的家族史的框架,却并不如《古船》那么深刻,反而成了90年代以后,历史小说流行的路子,动辄百年上下,几大家族争斗,士绅力挽狂澜,欲望与权力交织,一个儿子当国民党,一个儿子当共产党。类似的模式,都成了套路。

  但是,历史并非如此简单,战争也不是如此简单。历史文学的深刻内涵,也不是仅仅一个“性爱加权力”就能概括的。那只是通俗文学的套路。比如说,近代历史之中,党争和权争与外国势力的关系如何?这背后的现代性思维如何展开?90年代以来,最好的历史小说还应该是《花腔》《尘埃落定》这样的作品。在《白》这样的家族历史小说之中,作家更多地是从一个理念出发,对历史进行了另一种单面化解释——不同于《李自成》式的单面化。这种理念往往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解构色彩的影响。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之中,对历史并不是产生一种更理性化的理解,而是产生一种传奇化的理解,甚至是颠覆化的虚无主义的理解。与历史理性的不足相比,历史想象力的不足,则更是一大问题。一说想象力,就是将性爱赋予古人,英雄人物都贪财好色,反面人物虽无耻却倒真实。这其实是对历史文学想象力的侮辱。历史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不仅在于他有凡人的一面,更在于他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做出了超出凡人,甚至改变历史进程的决定和行动。如果否认了这一点,也就是否认了人类精神的超越性。说到历史想象力,首先应该是对历史语境的逼真的还原能力与再现能力,不能历史人物一开口,感觉就是当代人在说话。其次,这种历史想象力还表现在对历史人物心灵的再现能力,要塑造历史人物“心灵的真实”。法国历史小说家尤瑟纳尔说过,历史是人类精神获得自由的学堂。通过对历史的接近,我们尝试理解人类的行为动机,并以理性的精神与我们当下的时代形成互文性的参考。我们必需看到,英雄来自凡人,又高于凡人。他们的生命光彩照亮我们的生活,给了我们无穷的想象与激情。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就在于他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才能,也能最大程度地张扬民族国家的内在魅力,我们必需表现出他们作为凡人的喜怒哀乐,个人偏好,也必需要表现出他之所以成为英雄的不平凡之处。要做到这些,就必需要深入到英雄的灵魂和精神世界,如此才能找到真正感染人和说服人的力量。以往的历史文艺,我们更注重英雄和外部世界的冲突性,比如,刻画英雄如何战天斗地,或与敌人殊死搏斗。相对而言,我们对历史英雄人物的内心刻画,是不太注重的,特别是历史英雄人物的心灵与当时历史时代的关系,甚至是更扩展一些,这些历史人物和人类的心灵特质、行为动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人物的生存语境,探讨他成为英雄的动机、土壤、形态、内涵与得失。我们还要有一种更高的历史理性精神的指引和评判,这既是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历史更高理性准则。除此之外,注重历史英雄人物的“心灵史”,就必然会追求历史情境的真实与人物行为逻辑真实,有效避免对历史英雄恶搞、传奇化等不良消费文化影响,从而塑造良性文化消费导向。文学对于历史而言,正是想象力与好奇心、历史理性的遇合之处。文学并非为历史各类心机背书,而是要在波澜壮阔之中看到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在参天大树之上发现褶皱之处的细微变化,捡拾那些遗憾与悔恨,体验崇高伟大与卑鄙阴谋,并将之以巨大想象力与好奇心表现出来。历史文学的真实,并非简单的史实再现,而是人类心灵真实的再现。文学给了历史想象的魔力,给了历史好奇心,也给了历史一颗人类心灵的种子。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展现千年帝国拜占庭的陷落,拿破仑的最后一分钟,令人心撼神摇;井上靖的《敦煌》,以儒生赵行德与异域公主的生死恋,再现了西夏的崛起与佛教的神秘氛围;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之中,以忽必烈与马可波罗的会谈,铺展灿烂如星空般的虚构城市;库切的《等待野蛮人》,则干脆虚幻化历史背景,以一个类似罗马边陲城市的架空故事,探索了西方世界内部的殖民意识。

  进入21世纪已经十多年,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历史文学如果想要发展,必需走出《白鹿原》模式的窠臼与困扰,也必需在反思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更勇敢的主体性探索。正如艾文斯所说:“当一个后现代作者提出声明——历史的线性时间乃是过去的东西,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这个描述之中存在的反讽,因为声称某个东西是过去的产物,其自身就是在利用时间的历史概念。”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后现代之中更明显,因为中国的现代并不充分,但我们又有一种线性的进步的幻觉和焦虑,因此也就有了多元论和解构论这样的东西,我们不是被时间打败的,我们失败于空间的诡计。西方人希望通过后现代再次解放他们的历史动能,并释放文明的力量,但代价是,如同西方化的现代对中国传统的破坏一样,后现代再次破坏了中国并未建设好的现代——我们沦为了后现代的“边缘”。空间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利用了时间,制造了文明同步的幻觉,抹杀了差异性。我们必须在现代和后现代之中,寻找出属于自己的建构力量,才能真正树立主体性。否则,我们只能“被讲述”。后现代解构宏大叙事,后现代者把线性时间看作霸权,其实是混淆了时间的一般性计算方法,并掩盖了空间上的霸权。比如说,我们同时在深夜十二点,类比为我们同时在后现代,这样就平等了,民主了吗?其实不然,因为地缘才真正决定一切。

  在建设性方面,后现代主义鼓励读者更贴近地阅读文献,迫使历史学家前所未有地质疑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促使读者更强调对历史主观性的公开认可,让历史作品更容易为学院之外的大众接受,它还使得作为个体存在的人重新恢复了历史的位置。但正如历史学家卡尔所说:“不能因为一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就说该山实际上根本无外形可言,或者说,它有无穷的外形。”后现代主义的一大问题在于它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不仅影响到了历史学,而且影响到了历史文学。我们将只能获得另一种思想的“化约主义”。艾文斯也说过,历史可以有通则,但绝少定律。历史是一个“差劲”的预言家。不仅那些看似合理的进步逻辑应被质疑,那些将之沦为偶然性和碎片化的认知逻辑,也值得质疑。因为无论是乐观进步,还是偶然的碎片化,都不是“定律”,而只是“通则”。美国学者福山曾说:“历史已经终结”。此说法也为后现代主义塑造“终极景观”提供了灵感。虽然,福山后来又修正了看法,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主义,在新世纪也正发生着批评家们认为的“新转向”,即后现代性退隐,现代性重现。全球化的冲击下,人类没有走向大同。民族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化的激进态度,却不断走向新冲突。英国退出欧盟,特朗普执政,泛亚和泛欧的强人政治重现,都在昭示意识形态未退出公共空间。地球的人类,远远还不是躺在沙滩晒太阳的“最后的人”(LAST MAN)。也许,福山的最大启示,并不是预言了历史终结,而是展现了人类对未来的一种隐忧,即那些人类为之流血牺牲的概念,那些寄托人类爱恨情仇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民族优越感,是否会随着物质极大丰富走向消亡?没有了战争、冲突、政权更替,历史是不是会变成无聊的数字图表,枯燥的流水账?然而,即便如此,我们对历史的文学书写,反而显得格外重要起来。因为正是历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正是那些历史的褶皱和可能性,会给人类的存在,提供更多的选择维度、生存勇气与时间的智慧。对于中国而言,历史文学的发展,也会标志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理性的发展,成为写出真正“中国故事”,塑造“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有利契机。

  

作者:房伟 编辑:陈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