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名,或虚构的仪式》

2018-06-21 15:07  来源:多彩贵州文学网—山花

【专页】贵州作家

  尽管只是以虚构的方式呈现,但文学中的历史大概并不总像法国作家大仲马所描述的,是“一枚用来悬挂小说的钉子”。在摒除了“戏说”与“穿越”的娱乐性之后,稍微严肃一些的历史题材作品,都会竭力触及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中国革命的阐释问题。因此对于当代文学来说,历史之名的背后,虚构的仪式所牵涉的现实议题往往在于记忆的阐释与争夺,这也是情感结构与价值判断敏感性的重要缘由。因而在其叙事的层面引起颇富争议的讨论,也就不言而喻了。

  最近,一位著名作家的长篇小说便试图通过历史的“失忆”与重新发掘,来还原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被“掩埋”的“真实”,并以此建构一种“拒绝遗忘”的伦理姿态。这种历史重述的实践所引起的诸多争议,深刻体现了当代文学历史书写的重要症候。首先值得敬佩的是,这部小说在官方历史叙述之外,所欲展开的新的历史层面。在此,小说的深切意涵当然在于,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历史以其巨大的创伤,带给读者炼狱般的“震惊”,并期待人们在这震惊之中思考历史与人性的尊严。此外,小说更加令人惊叹的是“真相”的只言片语不断制造的悬疑,以及故事不可思议的巧合构成的“传奇剧”的核心要素。其间,故事逻辑的支撑虽然缺少太多的说服力,但总体叙述却平滑顺畅。当然,小说也竭力显示了一种历史观的微妙变化,比如故事最后,那惨烈的“真相”其实在于“受害者”的“作恶”所引发的家族“内斗”,而非习惯意义上个人与历史的绝对对抗。这便使得小说批判的锋芒由传统意义上的“绝对之恶”,顺势转向了指向普通人自身的“平庸者之恶”。这种有意无意的倾斜,当然不仅是向汉娜·阿伦特致敬那么简单。换而言之,这既是一种历史书写的时髦,也能顺利体现作者在社会历史与政治批判之余的自觉反思,以及暗含着在安全界限之内的“泄愤式”写作的有效操控。而更为重要的是,从客观效果来看,我们从这种“求新”的意识之中,甚至能够依稀辨认出一代作家与历史“和解”的从容姿态。

  尽管小说在竭力显示其全新的面貌,但由于作品涉及的历史书写的争议问题,小说还是在网络上遭到了评论者连篇累牍的批判。客观来看,我们并不能同意批评者以“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对于作家作品“上纲上线”的批评,但这些文章还是指出了这部作品,以及普遍存在于当代文学的重要问题。就作品而言,我们不能将它全然归咎为“以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相反,作者的本意还是基于一种严肃的写作责任,去挖掘被历史掩埋的真相,追寻作者所认定的“真实”。如其所言的,小说是要去记录那些因种种原因被“刻意埋葬的东西”,而这些“历史的重大事件”恰是不应轻易忘却的。然而,“真实”其实也是相对的。这便犹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不同区分问题,对于历史的认知亦是如此。人们常常兴奋于发现某个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从而不经意放大一种片面的真实,由此无视整体的历史,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幻觉。这也就像评论者所说的,“一部小说是不是现实主义的,首先就要考察它符合不符合历史逻辑,即规定历史时期的规定情境是否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或者本质。”但问题在于,一种脱离于历史“本质”的片面真实,却极易与这个时代流行的文化趣味紧密相连。或许在人们看来,本质化的历史早已枯燥乏味,唯有“个人化的历史”才能激起人们隐秘的趣味,因而作家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人们愿意相信的“历史”,且利用题材的耸动效应,在阅读的合谋中将这种“有限的片面”理解为“历史的整体”。

  诚然,小说选择历史褶皱里的逸闻和传奇,寻觅题材本身携带的悲切感染力,的确具有十足的阅读吸引力。尤其是小说以“历史证言”的名义,让我们不断去面对那被遗忘的历史“受害者”的悲泣面庞,在“十八层地狱”不懈攀爬中袒露他们无尽的痛楚。而在此之中,“唯一的一个报信人”的历史凄凉与决绝也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这当然是某种意义的历史真实,有相当多的材料可以佐证这种真实,比如川东土改的基本状况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然而,小说中历史受害者声音的无限放大,完全盖过了历史参与者的其它声音,这使得作品在史料方面的全面性和丰富性都大打折扣。而以历史之名,一部具有明显史料缺陷的小说文本,即便具有十足的悲情与煽动性,它的可信性也是大打折扣的。现在看来,假使作者不是单纯地以猎奇的目光去一味相信诸如野夫的《土改之殇》,以及谭松有关“川东土改”的演讲,而是劳神再翻阅一下潘光旦的《土改访问记》,或是韩丁的《翻身》之类更具历史感的材料,相信会对这段历史有着更为丰富复杂的把握。

  无论如何,小说以某种历史的“真实”彻底屏蔽了万千群众在“土改”运动中翻身解放的喜悦。而这种划时代的历史变迁,则恰恰是革命中国的历史遗产及其内在本质,它让整整一个阶级的人群成长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其深切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因而在此,革命的债务固然沉重,但历史的评说却不能完全忽视革命的丰厚遗产。当然有人会说,这毕竟只是小说,虚构是小说不容置疑的权力。通过虚构来达致更具普遍意义上的真实,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言的“诗比历史更普遍,更真实”的意义所在。然而,这种“更普遍,更真实”却并不能以文学的方式自动形成,因而也并不意味着可以虚构的名义涂抹历史,用片面的细节来否定历史的整体。

  因此问题在于,这种具有明显缺陷的小说写作,缘何能够获得广泛影响。在反思此类写作的历史根源时,我们不得不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启蒙历史观指引下的历史书写。彼时的写作潮流意在对革命史观的反拨,这固然带来了历史书写的新意,且这种新意也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被革命史观遮蔽的历史真相,然而很快,这种历史的新意在此后多年文学创作的自我重复中被耗尽。而就小说而言,则呈现出高度程式化的状态,并逐渐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的桎梏。在近年来的当代小说中,“十七年”与“文革”所提供的丰富写作资源,让那些或残酷或荒诞的林林总总,那些事关政治讽喻的诸多情节,总在合适的关头竞相呈现。聪明的作者总会在魔幻与写实的杂糅之中,虚构出种种蕴含批判与反讽的“中国故事”。它们依时间为序,大致包含以下焦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批斗封资修等,由人性的荒诞到血腥的杀戮,不一而足。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就是复仇,毕竟,历史的“伤痕”需要得到彻底清算。带着这样的情绪来郑重其事地生产那些连绵不绝的“伤痕”故事,是一代作家至死不渝的写作伦理。事实上,他们也不遗余力地在这条道路上前赴后继,陈陈相因。

  面对历史,他们总是在巨大的写作惯性的主导下慵懒地滑行,以虚构的名义,继续“编造”那些耸人听闻的历史“谎言”。被知识建构起来的历史“遗民”,悲怆地活在他人肆意编制的纸上王国里,总是令人无比同情。在此,任何意义上的执着坚守,都会被人认作狭隘的偏见,但不识时务的“英雄们”,却借此获得自己悲情的资本。无论如何,我们已然厌倦那些没完没了的“伤痕”故事。这并不是说,历史的一页就真的翻了过去,事实上,那些清算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展开。但我们厌倦的原因在于,这种写作并没能提供一种鲜活的现实感,它与今天日新月异的世界,以及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们,总有几分刻骨的隔膜。

  概而言之,启蒙史观指引下的历史书写,总是以“个人史”的名义,来获得写作的最大真理。或许有人会说,“文学是依据自身的艺术逻辑来书写真实的,所以,文学是自由主义的,作家那些虚构的想象,不过是为了坚持个体的真理。”而在此之中,“个体的真理,是文学叙事的最高标准,也是作家认定真实的唯一依据。”将一种“个体的真理”置于文学叙事的“最高标准”或“唯一依据”,这固然值得人们尊重,但仔细想来却也并非绝对。因为很多时候,为了不流于一种极端的任性,某种“个体的真理”也不得不面对共同体的检验。换言之,就小说中的历史写作而言,“个体的真理”必须充分尊重历史的基本共识,这也是评论者竭力呼吁“必须保卫历史”的原因所在。所以现在看来,“文学家、艺术家要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必须有史识、史才、史德。”这并非一句空洞的说辞,它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史识、史才、史德”的问题,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工作,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警醒作用。

作者:徐刚 编辑:陈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