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1988年的春天》

2018-07-30 11:11  来源:多彩贵州文学网—贵州作家

  那个春雨霏霏的早晨,我们东倒西歪地坐在新发小学的石头教室里,如霜打的茄子。没有人读书,没有人做作业,也没有人大吵大闹。有的歪着头看窗外,有的抱着头伏在桌子上,有的不停地咬着笔头,有的闭着眼沉思,有的仰着头看天花板……一种异样的情绪笼罩着整个班级,一夜之间仿佛变了天。

  大嗓门班长杨老虎抱着手臂,呆呆地站在窗子边,不知是看雨还是看天。平时麻雀般叽叽喳喳的刘小狗,苦着脸拧着眉,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手掌,似乎那里长出了花。扎着马尾巴的学习委员马小花,弯腰伏在桌子上,满脸苦大仇深的表情。脑袋上插着两朵花的文艺委员田小蛾,歪着脑袋靠在桌子上,亮晶晶的大眼睛挂着两滴欲落未落的泪水。粗壮结实的劳动委员侯柱子,鼓着眼睛,盯着墙角的蜘蛛网发呆,也不叫值日生打扫打扫。那真是一个压抑的早晨,尽管窗外的桃树李树梨树就要开花了,但却勾不起我们半点情绪。我们没能像以往一样,听见挂在校门口的那口钟发出清脆的响声;也未能像以往那样,看见王老师抱着书本面带微笑精神抖擞地走进来。

  那个早晨,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王老师走了,我们没有老师了。

  在此,得简单说说1988年的花嘎村。那时候,花嘎没通公路,四周大山耸立,把这里和外面的世界活生生隔离开来,如同世外桃源。上初中之前,我竟然没有见过真正的车辆,只能对着课本上的图片幻想,觉得四个轮子的铁家伙真牛逼,竟然能像牛马一样奔跑。几年后,我到顺场中学读书,才第一次真正见到拖拉机、吉普车、中巴车。看着那些屁股冒烟的铁家伙,我的眼睛瞪得比牛卵还大,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村里也没有通电,家家户户都用煤油灯。每当夜幕降临,站在高处俯瞰村庄,只能看见几粒稀疏的萤火虫似的灯光,忽明忽暗,摇晃不定,鬼火一般。这样一个地方,不用说广播电视电影了,哪怕是书报杂志,也是稀罕之物。无须动脑,只需动动脚趾头就知道,这里的经济是多么落后,条件是多么艰苦,人们是多么贫穷。只要看看新发小学的教学楼就知道,花嘎到底窘迫到了何种地步。教学楼是幢石房子,五间,但只有三间盖上青瓦,另外两间空空如也,仰面即可望见广袤的天空。村里修学校时,因为瓦片不够,那两间房顶就一直空着。也就是说,教学楼真正投入使用的,其实只有三间房:两间做教室,一间做办公室。更糟糕的是,村里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文盲,大多连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随便举个例子,他们给孩子取名,简直随意到了极点,看见什么就叫什么,碰上什么就叫什么。杨老虎之所以叫杨老虎,是因为他爹打算给他取名时,恰好看见墙上贴着一张老虎图;刘小狗之所以叫刘小狗,是因为生他的时候,院子里恰好来了一只狗;田小蛾之所以叫田小蛾,据说是母亲生她的时候,屋里的灯光恰好引来了几只飞蛾;马小花之所以叫马小花,大概是她爸给她取名时,恰好看见墙角长出了几朵小花……这样的名字比比皆是。不过,这些家伙进入学堂后,王老师就给他们重新取了学名,杨老虎叫杨鹏,刘小狗叫刘俊,马小花叫马雅琼,田小蛾叫田诗雨……朗朗上口,高端大气上档次。王老师说,读书人就该有个像样的名字,从古至今,大凡叫小猫小狗小花小草的,哪个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

  由于条件太差,村小学根本留不住教师。曾经来过几个公办教师,屁股还没坐热,就兔子似的溜了。无奈之下,村里给乡里打报告,乡里同意招几个民办教师。可民办教师也不好找,有文化的人如同大熊猫,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经过几番努力,新发小学最终招到了两个民办教师:一个是王老师,初中文凭(在当时已经很了不起了);另一个是梁老师,小学文凭。由于教室少,教师少,学生少,学校实行复式班教学,四五六年级在同一间教室,一二三年级在另一间教室。王老师文凭高,负责四五六年级。梁老师文凭低,负责一二三年级。

  1988年那个细雨纷纷的早晨,王老师没来,梁老师也没来。挂在瓦檐下的那口钟保持着长久的缄默,似乎再也不会有人把它敲响。以往的日子,王老师和梁老师轮流敲钟,王老师负责单日,梁老师负责双日。几乎每一天,钟都会准时发出叮叮当当节奏分明的声音,随风飘扬。现在,钟却成了哑巴,也许还会长久地哑下去。听不见钟声,我们如丢了魂,六神无主地呆在教室里。从今以后,至少漫长的几个月,王老师再不会来学校,他得丢下课本粉笔,撸起袖子,卷起裤脚,扛着锄头锤子,去十几公里外的花水(地名)修路。想起将有那么漫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听不见钟声,也见不到王老师,心里就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忧伤。第一次,我们中的许多人,懂得了忧伤这个词的含义。

  王老师要去花水修路,不能来学校上课了。这不是杜撰,不是谎言,而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可谓一言九鼎,如同圣旨。要知道,这消息是王老师托我带给大家的,而王老师就是我的父亲。随便提一句吧,在家的时候,我称父亲为爸爸;在学校的时候,我称父亲为王老师。不得不说,父亲是个规矩比较多的人,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把自己的父亲称为老师,我也感觉浑身不自在。为此,同学们没少笑我,好在习惯成自然,时间长了,也就无所谓了。

  头天傍晚,我家正围着桌子吃饭,村里的大喇叭忽然叫喊起来。村长的声音嘶哑浑浊,又老又难听,如同老狼嚎叫。村长说,每家每户得马上派一名主事的人去开会,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若不参与的,后果自负。祖父丢下饭碗,低声咕哝说,狗日的杨大喇叭,到底有啥鸟事,惊惊乍乍,吵死人了。祖父已经七十多岁,身体不太好,最烦村长家门口那棵高树上的大喇叭,时不时嚎上一嗓子,惊吓他的耳朵。村长姓杨,祖父便把他和大喇叭联系起来,叫他杨大喇叭。祖母叹着气说,肯定不是好事,莫不是又要分派什么任务了。村里经常安排这样那样的任务,几乎都是出义务,没有一分报酬。祖母快七十了,又瘦又小,像失去水分的干柴棍。跟祖父一样,她也怕听到大喇叭的声音,那声音让她毛骨悚然心惊肉跳。祖母说杨大喇叭就是一只乌鸦,只要听见他的声音,大多没啥好事,不是出力,就是出钱。母亲停下筷子,看了看父亲,轻声说,孩子家爸,你去看看吧。父亲噼噼啪啪扒完碗里的饭,把筷子一丢,打了个招呼,转身就往外走。我丢下饭碗,带上汪汪乱叫的黄狗,猫腰跟上父亲,奔村长家而去。

  村长家门口有一块大院坝,能容纳上百人,那是村里召开大会的地方。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聚集了一大片黑压压的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坐在横放在地上的树干上,有的歪靠着院坝周围的树。抽烟,甩鼻涕,大声吵闹,互相开玩笑,彼此动手动脚,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人群的最前方,摆着一张木桌,桌上铺着红艳艳的布匹,上面站着几个茶缸,水汽袅袅升起。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坐在正中央,杨大喇叭坐在中山装旁边,侧着耳朵听他说话。父亲四处看了看,找了个空当,如一把剑插进去。我带着黄狗,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引来一阵叫骂声。几只鸟惊慌失措地飞向空中,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抖落一地鸟毛。弯弯的月亮升起来了,挂在村口那棵最高最大的椿树上,仿佛一只银光闪闪的耳朵。

  会议开始了。杨大喇叭首先强调了会议纪律,要求所有人认真听讲,不得吵闹,耳朵不要打蚊子,必须把事情听进心里去。随后,他向大家隆重介绍了中山装男子,说这是乡里的刘乡长,请大家热烈欢迎。噼里啪啦的掌声中,刘乡长站了起来,朝大家拱拱身子,人群顿时安静下来。

  乡长说,要得富,先修路。经过反复讨论,乡里决定开建一条从花水到天门(地名)的公路,简称花天公路。这条路关乎全乡经济命运,关乎子孙后代的未来,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必须贡献一份力量。为了保质保量高效率完成修路任务,避免修路过程中出现拉稀扯皮的现象,乡里决定,按照各家各户的人口数,对修路任务进行切分细化,责任到户。乡里要求,每一户都必须完成相应的路段修建,不得推脱,不得抱怨。这是全乡目前最重要的大事,是一项政治任务,任何人不得拖后腿,不得说不行,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不得不说,乡长的口才真好,声音高亢,掷地有声,震得耳朵嗡嗡直响,就连院坝周围的树也受到惊动,不停地摇头晃脑。

  乡长讲完后,杨大喇叭当着黑压压的人群,慷慨激昂地立下了军令状。大喇叭把胸脯拍得山响,节奏铿锵地说,不怕苦,不怕累,万众一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坚决完成任务。大喇叭的眼光从众人脸上扫过,加重语气说,任何人不得拖村里的后腿,哪怕是缺胳膊断腿丢脑袋,也得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如果谁丢了村里的脸,老子就让他滚出花嘎村。很显然,乡长非常满意村长的表态,他拍了拍大喇叭的肩膀,亲切地说,各位乡亲,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来。

  人群鸦雀无声,甚至连身后的那些树也停止了摇晃,肃然而立。

  大喇叭清了清嗓子,打算宣布散会,忽然有人叫道,慢,我有问题。众人循声望去,我也扭头望去,原来是我的父亲。只见他扶了扶眼镜,举着双手,艰难地台前挤去。大喇叭有点发愣,乡长有点发愣,眼睁睁地看着我父亲向他们走过去。众人纷纷让开一条道,瞪眼看着我那高瘦的父亲,一步一步走到台前。我永远记住了他当时的模样,就像电影里被抓住的敌人俘虏。

  杨大喇叭忽然惊醒过来,朝我父亲叫道,呆子,你要干什么?我父亲脖子长,大脑门,戴着眼镜,衣服常扣得严严实实,人们都觉得他有点呆气。尤其是当了民办教师后,父亲的呆气越发明显,太把自己当根葱,教书下死力。用村里人的话说,一个破民办教师,混混日子算球了,何必那么较真?于是,他们都把他叫呆子,杨大喇叭更是如此。我父亲仿佛没有听见,一直走到台前,方才停住脚步,直戳戳地站在乡长的面前。沉默了几秒钟,父亲忽然弯下腰,对乡长鞠了一躬。呆子,你搞啥子鬼把戏?大喇叭气急败坏得叫起来。乡长回过神来,伸手拍了拍我父亲的肩膀,亲切地说,王老师,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事说事嘛。

  我很失望,父亲完全失去了讲台上指点江山的潇洒自如,也丧失了口若悬河的好口才。他站在乡长面前,低着头,不停地搓手,像个不能回答问题的小学生。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打在他的身上,重若千斤,我担心他承受不住。我低下头,紧紧抱住大黄狗,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

  父亲结结巴巴地说,如果我去修路,那就没有老师给学生上课了,恳请乡里特殊情况特殊考虑,免去修路的任务。刘乡长看着父亲,撇了撇嘴,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王老师,你是老师啊,思想觉悟应该比别人高啊,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呢?要知道,你是民办教师啊,不是公办教师,你和其它村民一样,有修路的义务。再说,村里每年给了你360斤粮食,乡里每月支付15元工资,该给你的已经给了,你怎么可以搞特权,不参与修路呢?你总不能把好处全占了吧,你得考虑考虑其它人的感受。知道吗?你这样做会动摇军心,影响大局。什么都别说了,服从吧,无条件无从,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父亲局促地搓着手,低声说,不是我不去,而是去了以后,就没人给学生上课了。乡长说,不去也行,我们是讲道理的,可以换其它办法解决。老话说得好,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嘛,你可以拿出一笔钱,由村里找人帮你干活。父亲张张嘴,还想说点什么,乡长已经转过身去,对大家挥挥手,亲切地说,老乡们,散会了,我有事情,先走一步了。说完,转身离去,留给我们一个硕大丰满的屁股。

  大喇叭赶紧跟上去,陪着乡长走了一段路。乡长拍着他的肩膀,小声说着什么,他弯着腰,伸着脖子,不停地点头。

  乡长走后,人群叫嚷着,踩着淡淡的月光散去。我的父亲没有走,他孤零零地站在村长家的院坝里。我蹲在一棵椿树下,搂着大黄狗,簌簌发抖。我忽然觉得,这天晚上的月光真冷,仿佛下了一场霜雪。我希望父亲走过来,把我搂进他的怀里。可他没有,他一直站在那里,如一截被火烧焦的树干。大喇叭送走乡长后,回到院坝里,站在父亲的身边。月光中,他们是两块并肩而立的木头。

  父亲叹了口气说,我去修路,学生怎么办?老哥,你想想办法吧。怎么办?凉拌?我咋知道怎么办?杨大喇叭叹着气说,兄弟,要不这样吧,照乡长所说,你拿出一笔钱来,我安排人给你干活,你上你的课。父亲说,老哥,那得多少钱?你是知道的,我父母长年生病,一分钱掰成两个花,哪里还有什么钱。别说几百块,我连几十块也拿不出来,又不是树叶子,我到哪里去捡?大喇叭背着手,绕着父亲转圈圈,忽然停下来,敲着脑袋说,兄弟,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不这样,把你家那头水牛卖了。什么?父亲喊了起来,怎么可能,那头牛是我家的命根子,这会要了全家人的命。

  什么?大喇叭这狗日的,竟然打起水牛的主意。我放开黄狗,一下子站起来,死死咬着牙关,狠狠地盯着他的背影。这混蛋,竟然想出这样一个馊主意,真是该杀。要知道,那头水牛对于我们家多么重要啊。掐指算算,它已经和我们生活了五六年,俨然就是我们家的一员。水牛个子大,身子如墙,腿如柱子,眼如灯笼,鼻声如雷,叫声雄壮嘹亮,牛角如两把尖利的弯刀。水牛自成年以来,举着两把弯刀,打败了方圆十里的所有公牛,成了远近闻名的牛王。每到春天,那些发情的母牛成群结队,汹涌而来,围着水牛搔首弄姿。水牛神色威严地站在牛群中央,高昂着头颅,像王者俯视着它的子民。不过,就是这样一头骄傲的牛,却和我们家和睦相处,没有一点脾气。每到农忙时间,水牛陪着父亲,早出晚归,披星戴月,耕田犁地,挥汗如雨。多少年来,它从没有偷过懒,从没有发脾气,总是任劳任怨,该干啥干啥。它就像父亲的兄弟,陪着他风里来雨里去,顶烈日冒霜雪,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祖父常说,我们全家吃的每一粒粮食,都有水牛的汗水。祖父对水牛很好,给它准备最好的草料,喝干净的水,住最好的牛圈,从不让它受半点委屈。祖母说,水牛就是祖父的另一个儿子,是父亲的亲兄弟。多少次,我骑着父亲的兄弟,走过草地,走过树林,走过田间地头。那些日子,我高高在上,俨然成了村里的孩子王。

  我想着水牛,耳边仿佛传来了它熟悉的哞哞声。卖掉水牛?怎么可能,绝不。我盯着杨大喇叭的背影,恨不得眼睛变成两个枪口,喷出仇恨的子弹,射他一身窟窿。

  杨大喇叭说,兄弟,除了卖牛,你还有什么办法?如果你愿意,就把牛卖给我吧,我可以给个好价钱。

  不,不可能。父亲说,怎么可能,没了那头牛,我一大家子怎么活?

  杨大喇叭沉默了,拿出一盒烟,丢了一支给父亲,自己点上一支。两人都不再说话,两根木头并排站着,只有两点烟火萤火虫一样闪烁。

  一支烟抽完了,大喇叭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哑着嗓子说,夜深了,回去吧。

  父亲把烟屁股丢到脚下,用脚狠狠地踩灭,张了张嘴,似乎要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

  回家的路上,父亲沉默着走在前面,我沉默着走在他的后面,黄狗沉默着走在我的后面。朦胧清冷的月光洒满了弯弯曲曲的小路,父亲清瘦的背影像风中茅草,晃晃悠悠。第一次,我有了一种冲动,想伸手扶他一把。父亲虽然不说,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别说我,就连黄狗也知道父亲想什么,要不它怎么会那样安静?修路,修路,谁去修路?如果父亲去修路,谁给我们上课?如果父亲留下上课,谁又能去修路?爷爷奶奶肯定去不了,他们又老又病,走一步路要喘三口气。也不可能让母亲一个人去,她那样瘦小,拎不动钢钎甩不动大锤。修路修路,该死的修路,难不成要把父亲劈成两半,一半教书,一半修路?或者,像大喇叭所说那样,把水牛卖了。不可能,怎么能够卖水牛呢,它是我们家的一分子啊,犁地靶田,哪一样少得了它。

  回到家,祖父他们早睡了。父亲坐在屋檐下,点上一支烟,叫我先睡,他过过烟瘾。我躺在床上,总感觉心里蠕动着千万只虫子,怎么也睡不着,就爬起来尿尿。打开门,我看见父亲背对着我,坐在屋檐下面,仰头望着夜空,一点烟火忽明忽暗。

  第二天,我被一阵春雷惊醒,爬起来一看,天空下起了小雨。父亲早起床了,他披上蓑衣,戴上斗笠,穿上水鞋,全副武装,与讲台上的王老师判若两人。我呆呆地看着他,他笑了笑,摸着我的头说,儿子,你去学校告诉同学们,叫大家遵守纪律,好好学习,等我修好路,再来教大家。父亲说完,扛上钢钎大锤,与提着锄头箕畚的母亲走出了家门,走进了一场无边无际的绵密的春雨之中。

  王老师修路去了,再没有人教我们写字读书做题唱歌了。当我们无所事事地呆在教室里时,披蓑衣戴斗笠穿水鞋的王老师正行走在一场绵长的春雨之中,他的肩上扛着钢钎大锤。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的脚步有点沉重,犹犹豫豫,不够干脆利落,每一脚踩下去,都会溅起浑浊的水花。走了几步,他回头看了看,叹息一声,又转头向花水走去。

  窗外的雨下下停停,钟声一直没有响起。第一节课应该下了,第二节课应该上了。第二节课应该下了,第三节课应该上了。没有钟声,我们只能猜谜,谁也说不准。隔壁班吵闹起来,乱哄哄的。杨老虎探头望望外面,回头对我们说,那些小臭蛋走了。可以理解,一二三年级的小家伙嘛,肯定没什么耐心,如果没有老师监管,三分钟都坐不住。与他们不一样,我们是高年级的学生,正如王老师所说,哪怕没有老师,也要管住自己,好好学习。刘小狗丢开手掌,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王老师肯定不会来了,我们回家吧。十几双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把他吓了一跳,诚惶诚恐地说,算了,当我没说过。杨老虎转过身,走上讲台,大声说,谁也不准走,我们得听王老师的话,遵守纪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杨老虎是六年级学生,个子高,嗓门大,虎头虎脑,做事风风火火,是王老师的得力干将。王老师指东,他打东,王老师指西,他打西。可以说,杨老虎是王老师的臂膀,具有天生的领袖气质,有极高的威望。王老师在的时候,我们都听王老师的;王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们听杨老虎的。1988年的那个早晨,卷着裤脚光着脚板的杨老虎站在讲台上,双手叉腰,像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不停地拍着讲桌,叫大家振作精神,拿出课本,认真学习。他指着学习委员马小花说,你,上来,带着大家读书。马小花拿着课本,慢吞吞走上讲台,松垮垮地站在那里,仿佛被抽去了骨头。杨老虎瞪着她说,别哭丧着脸,赶快带着大家读书。

  马小花打开课本,带着哭腔,开始朗读课文:“一场暴雨刚刚过去,碧空如洗.海面上波涛起伏。船有节奏地前后晃荡着……”(1988年五年级课文《彩色的翅膀》)女同学小声地跟着她读:“……小高在码头上有说有笑,这时候不吭声了,紧闭着嘴唇,两眼直发愣。他把他的大提包扔在一边,怀里紧紧地抱着一只纸箱子……”(1988年五年级课文《彩色的翅膀》)读着读着,马小花突然把书一丢,哇的一声哭了。杨老虎吼起来,哭什么,哭什么,别哭,快读书啊。男同学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女同学们把脸埋进书本里,小声啜泣起来。杨老虎声嘶力竭喊着,别哭,别哭,快读书啊。

  田小蛾抬起头,冲杨老虎喊道,读什么读,王老师都走了,还读什么书?

  同学们都停止了诵读,睁大眼睛,瞪着杨老虎。

  杨老虎抱住脑袋,嚎了一声,靠着墙壁缓缓蹲了下去。

  过了几分钟,杨老虎站了起来,蹭蹭蹭走上讲台,拍着桌子吼道,谁也不准哭了,落几滴猫尿就能让王老师回来吗?王老师说过,遇上事情得学会动脑子,我们得想办法,让王老师尽快回来。同学们竖起了耳朵,眼巴巴看着他。杨老虎举起拳头,虎着脸,一字一句地说,明天早上,带上工具,我们去帮王老师修路。只要把路修好,王老师就回来了。

  好,好,好!教室里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

  那天晚上,我坐在萤火虫般的煤油灯下写日记。父亲要求我(其它学生也一样)必须每天都写日记,我得在他回家之前完成。就着灯光,我记下了淅淅沥沥的春雨,杨老虎的咆哮,陈小花的哭声,同学们的眼泪,还有那篇没有读完的课文------《彩色的翅膀》。写完日记,父母还没回来。祖母叫我吃饭,我本想等等,但肚子实在太饿,就先吃了两碗。天黑尽了,祖父看着苍茫的夜空,自言自语:怎么还不会来?莫不是被鬼缠住了?祖母呸呸呸吐了几口唾沫,埋怨祖父不懂事,乱嚼舌头。我托着下巴,伏在桌子上,板着手指头,计算从花水到我家的路程,想象父母是在爬坡,还是过河,或是下坎。算着算着,我的脑袋变得沉重起来,沉甸甸往下坠。不知过了多久,昏昏欲睡之中,我被一阵响声惊醒,猛然跳了起来。

  父母终于回来了,他们进屋的声音惊醒了我。我揉了揉眼睛,看见两个黑乎乎的影子站在面前,一高一矮,仿佛从泥土里钻出来似的。

  昏暗的灯光下,父母满身泥土,面目模糊。母亲原本穿了一身花衣服,上面绣着几朵大红牡丹,现在却变成了黑衣服,紧紧贴在身上,使她更加瘦小单薄。父亲历来注重衣着,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中山装扣得整整齐齐,鞋子擦得干干净净。更神气的是,他的上衣荷包还插着一支金光闪闪的钢笔,亮瞎了多少人的眼睛。就连大喇叭也说,这呆子,倒有几分神气,像个大学教授。可现在,父亲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跟讲台上的王老师相去十万八千里。他的水鞋沾满了黄泥,裤脚高高卷起,衣服随意披在身上,仿佛披着一身零乱的鸟毛。头发如霜打过的枯草,软塌塌地贴在脑门上。脸上涂满了泥巴,五官几乎看不分明。没有戴眼镜,眼睛显得有点呆滞,眼光比较散乱,似乎无法聚集到一个点上。尤其是额头上,添了一道长口子,渗出黑红的血。

  祖母拿来一块帕子,小心翼翼地帮父亲擦拭额头上的血迹。祖父闷着头,吧嗒吧嗒抽着叶子烟。母亲打来一盆温水,把僵硬的脚伸进去,说要好好泡一泡。我拿来日记本,在父亲的面前晃了晃,说日记已经写好了。祖父皱了皱眉,低声呵斥说,没见你爸妈累成啥样了?先把作业本放好,让他们先拾掇拾掇,吃了晚饭再看。父亲却笑眯眯地说,没事的,我看看。他把日记本接过去,翻了翻,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可那笑容很短暂,一闪即逝。他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

  吃了饭,父亲把我拉到一旁,悄悄问道,儿子,同学们怎么样?他们读书了吗?做作业了吗?没有,我老老实实地说,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哭了。哭了,怎么会这样?父亲揉了揉太阳穴,似乎那儿比较胀。他急切地问,一直哭吗?后来还哭吗?我说,后来没哭了,他们说明天要来帮你修路呢。父亲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修路?这些小兔崽子,他们能修什么路,别叫老子操心就行了。

  上床睡觉之后,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泡尿憋醒了。我自小有个坏习惯,半夜得起夜,祖父说我没出息,还斗不过一泡尿。屋里静悄悄的,我从床上爬起来,抱着肚子,蹑手蹑脚摸到门边,却发现插销被拔掉了。我觉得有点奇怪,睡觉之前,祖父明明插上了门栓,还用手试了试。插销被谁拔掉了?莫不是有小偷。我的头发一下子竖起来,竭力压住砰砰乱跳的心脏,轻轻拉开门,猫着身子出了门。探头望了望,雨已经停了,天空中悬挂着几颗模糊的星星,近处的树远处的山模模糊糊,依稀可见。我走到屋后,站在一棵缀满花蕾的桃树之下,掏出小鸡鸡,对着树根撒尿。这时,忽然传来几声咳嗽,吓得我差点跳起来。我定了定神,循声望去,只见牛圈前赫然站着一个高瘦的黑影。我吓坏了,正要撒腿逃跑,那黑影忽然开口叫我的小名。听了他的声音,我不怕了,不但不怕,反而朝他走去。我知道,那是父亲的声音。

  父亲站在圈门边,嘴上的烟火忽闪忽闪的,仿佛一粒萤火虫。水牛也没有睡着,它把头探出来,嘴巴慢条斯理地回刍着,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忽明忽暗的烟火中,父亲望着水牛,水牛也望着父亲,如同一对沉默寡言的弟兄。

  我拉了拉父亲的衣服,他摸摸我的头,叫我回屋睡觉,小心着凉。我说,老爸,你咋不去睡呢?明天还要修路呢。父亲看了看水牛,吸了一口烟,轻声说,听话,你先去睡,我抽了这支烟,马上就回屋。

  我拗不过父亲,只得往回走。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只见父亲直愣愣得站在圈门口,仿佛屋后那棵沉默的老椿树。

  第二天早上,父亲打开门,不由惊呆了。只见几十个半大孩子,戴着斗笠,穿着水鞋,披着蓑衣,齐刷刷地站在细密的春雨中,有的扛钢钎,有的拎着大锤,有的提着锄头,有的挑着箕畚。父亲愣了愣,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想唱哪一出?

  杨老虎站了出来,大声说,王老师,我们要去修路。

  瞎闹,真是瞎闹,闪开,都给我闪开,赶紧回学校上课。父亲虎着脸说。

  杨老虎低下头,其它同学也低下头,谁也不挪步,谁也不吭声。

  父亲叹了口气,拍了拍杨老虎的肩膀说,老虎,听话,马上带大家回学校,不要落下课程。顿了顿,又加重语气说,老虎,马上带大家回校,谁也不准留,否则我扒掉你的皮。

  杨老虎抬起头,眼里滚动这泪光,望着父亲说,王老师,我们没老师了,我们去学校干啥?

  父亲不耐烦地挥挥手,吼道,别啰嗦,回去,都回去,赶紧滚。

  同学们不说话,低着脑袋,倔强地站在雨中,如同一株株湿淋淋的树。我抓了顶斗笠戴在头上,跑进队伍之中。此时,我成了同学们中的一员,我的父亲成了王老师。我又激动又害怕,听见雷声从头顶滚来滚去,仿佛奔赴战场的车轮声,轰隆,轰隆,轰隆隆。

  王老师朝我走过来,我不停地往队伍里躲,还是被他一把揪住。他的力气真大,把我提了起来,扔到一边。我站立不稳,一屁股坐在泥水中。杨老虎冲过来,把我扶起来。我的屁股上沾满了泥巴,黏糊糊的,如同浆糊。

  王老师大声吼道,杨老虎,你是班长,赶快把大家带回学校。

  可是,任由王老师大吼大叫,杨老虎一动不动,所有人都一动不动。

  王老师气坏了,指着我们说,好,好,好,你们不走,我走。

  王老师三下两下戴上斗笠,披上雨衣,穿上雨靴,卷起裤脚,拎起大锤,扑哧扑哧走进雨中。那声音,仿佛是军令,我们也迈开步子,跟在他的后面。我有点害怕,害怕王老师的拳头飞到脸上,就悄悄跟在队伍的尾巴上。王老师不时会转过身来,举着两个大拳头,不停地朝大家挥舞,咆哮怒吼。同学们咬着嘴唇,倔强地沉默着,谁也没有后退。王老师怒气冲冲地向前走,每一脚踩下去,都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泥点四处飞溅。同学们坚定不移地跟上去,脚板起起落落,泥点漫天飞溅,嘎吱声惊天动地。王老师走,我们就走;王老师停,我们就停;王老师快,我们就快;王老师慢,我们就慢。那一刻,我想起了王老师讲过的关于红军的故事,他们爬雪山过草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我觉得,王老师就是我们的统帅,将带领这支队伍走向花水,漂漂亮亮打上一仗。

  王老师走上一个土丘,他突然站住了,缓缓转过身来,抬头仰面,望着天空。同学们站在土丘脚,仰起一张张的脸,望着土丘上的王老师,像仰视一面旗帜。他们戴着斗笠,扛着锄头钢钎,拎着大锤,挑着箕畚,英姿飒爽。那一刻,他们不再是学生,而是一支团结奋进意志如钢的队伍。他们的目光多么清澈,多么坚定,哪怕前面是刀山,是火海,他们也敢闯一闯。而王老师也不再是老师,而是一呼百应的将领。那一刻,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修路算什么,不过是砸一块豆腐罢了。那一刻,我真希望王老师振臂一呼,花水,我们来了。冲锋的号令一旦吹响,我们就会奔赴花水,轰轰烈烈,战天斗地,尽显英雄本色。

  可惜,王老师没有吹响冲锋的号角。他直挺挺地站在土丘上,目光越过我们的头顶,望向远方的天空。蓦地,他大吼一声,扔下大锤,扯掉雨衣,掀掉斗笠,举臂朝天,湿淋淋地站在土丘上,仿佛一株顶天立地的大树。

  同学们吓了一跳,傻了一般,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王老师仰天长啸,如同怒发冲冠的壮士。

  走,回学校,孩子们,回学校吧。

  同学们一动不动,如中了定身法。

  王老师俯下脸,笑眯眯地说,同学们,走吧,回学校,上课!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所措。几个胆大的同学小声说,怎么,不修路了?

  王老师从土丘上跳下来,大声说,不修了,走,回校上课。

  可是,老师,那你该怎么办?

  对啊,老师,你会不会受到处理?

  没事,老师会想办法。王老师依次抚摸着同学们的脑袋,朗声大笑。

  同学们愣了几秒钟,忽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叫声,欢呼声。

  就这样,我们簇拥着王老师,踩着泥泞的小路,迎着潮湿的春风,一路欢歌笑语,向新发小学走去。此时,雨竟然停了,一轮红彤彤的的太阳从吴王山上冉冉升起,绽开千瓣花朵,发出万丈光芒。

  1988,我们踩着浩荡的春风,走进了新发小学的春天。

  后记:我父亲从16岁起,开始在村小当民办教师,月工资15元,每年补助粮食360斤。那时候,乡里或村里经常无偿征用劳动力,比如修公路,坡改梯,建大街等,因为民办教师的真正身份还是农民,当然在所难免。我读小学的时候,乡里要修公路,父亲面临两难抉择:要么停课,参与修路;要么上课,但得交一笔钱给村里。家里条件差,拿不出那么多钱,父亲无奈之下,决定前去修路。让父亲没想到的是,他那些十几岁学生,为了让他们的老师早日重返课堂,竟然一致决定,要去帮他修路。父亲流下了眼泪,决定留下教书。为此,父亲卖了牛,卖了树,东挪西借,终于凑够了上交的钱。多年后,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简单查了查资料,这才发现,像我父亲这样的民办教师,曾占到全国教师总数的60%以上(直到上世纪末,仍占教师总数的30%,近230万人),撑起了教育的半边天。如今,这一庞大的群体已经远去,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王刚:男,生于1980年12月,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25期学员,贵州作家协会会员。小说创作散见《民族文学》《朔方》《厦门文学》《短篇小说》《北方作家》《太湖》等报刊杂志。

作者: 编辑:陈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