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龙|小说《黑豆队长》

2018-12-06 16:29  来源:多彩贵州文学网—贵州作家

  在世界现代“选举史”上,象杂木寨生产队的那次选生产队长,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例。

  全队老小五六百口人,在晒坝集合。历届队长组成的队委会的全体队委,没有按姓氏笔划为序,也没有按资格排座,而是散乱地站在一张三抽桌的后面。由此可见他们的民主作风。贫协组长黄廷贵是全寨的最后一个长辈,他简单说了全队的苦楚,宣布了昨晚队委会的决议:凡是能拿工分的男人,都要参加拈阉,谁拈中谁当队长,任期三年……

  能拿工分的男人?八九岁的娃娃就憩拿了;看一头羊,起码也是五分。换句话说,除了穿开挡裤拖鼻涕的,和吃奶的“男人”之外,都得参加。“万事通”黄明成——队委会的“智囊——引证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用了好几个还在吃奶的男人就当皇帝的史实,雄辩地阐明了当队长是“长幼都能干”的道理。他没有说明,或者故意不说明,这实则是种“垂帘听政”的老故事,横直他那“不争气”的老婆给他生了“五朵金花”,没有一个儿子。民兵排长黄培发提来一个口袋,向大家说明,里面装着的黄豆中,有一颗黑豆,抓中黑豆者,就是队长……

  这真是那些拉选票的资产阶级政客难以想象的奇闻;也是那些卖身钻营的人,难以想象的蠢举。读者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杜撰的故事,它完全是个令人心痛的事实。

  所有的成年男人,口里默诵着“老天保佑”之类的“咒语”,把手伸进口袋里,仿佛那是一桶沸腾的滚油,然后象被烫了一下似地缩回来,发出一声大喜过望的欢呼:

  “黄豆!哈……”

  只有“半截大人”们,对此举满不在乎,饶有兴味地把手在里面搅动。捏捏这颗,大了一点,又捏捏那颗,小了点;有的光滑、坚硬,有的粗糙、松软;到底黑豆该大、该小、该滑、该涩、该硬、该软呢?如果不是怕抓中黑豆挨父母一顿臭骂,甚而至于挨两耳刮子,他们倒情愿从两百多颗黄豆中,拈出那颗黑豆来。因此,抓中黄豆的孩予,虽然得到家长的喜悦的笑脸以资褒奖,但仍然心痒痒的,万分遗憾没有能把黑豆拈出来。

  ……

  袋里的豆子越来越少,拈中黑豆的机会就越来越多,直到这时候大家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大人娃娃蜂拥上去,一二十只手在袋子里乱摸。有人捏着一颗,搓了搓,又放了下去。平时家境不太顺当,老有个三灾两病的人家,心里最不踏实。据说童子手最红,就有大人去抢劫孩子捏在手中的豆子。孩子向父母控告,引起一场心寒的怒骂……

  当一个名叫黄培贤的孩子的手,被贫协组长黄廷贵高高举起来时,全场象鸭子断气后那样静寂。可怜的孩子手中捏着一颗油光光的黑豆,脸色煞白,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把黑豆狠狠地扔了出去。万事通把黑豆捡回来,放在孩子的手里说:

  “哭啥?憨包,当官和讨婆娘一样是喜事!城里有些人,请客送礼,舔大官们的肥,嫁姑娘攀高亲,让自家婆娘出面周旋,搞了好些年,才捞得个绿豆芝麻宫。这阵又为了官你争我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机关枪都架在房子上干起来了!你当这个官。手一伸就得了。那些家伙听了,恐怕口水要淌出三丈长哟!

  你道杂木寨这样选队长是个什么缘故?

  杂木寨生产队属龙山大队,座落在粗毛石胡乱堆成的一座山的山腰,山麓有一条五个跳磴的小河。整个队田少地多,是全公社的最高处。在那些“天晴一块铜,落雨一包脓”的土地里,大大小小的石头,比天上的星星还多。这种土地,农民从来未抱过什么希望。金寨一百多户人家,有种传统手艺——生产木盆、木甑、木桶、潢缸等等。自从城里人稀里糊涂地“夺权"、“反夺权”的时候起,他们就不再往土产公司送,而亲手创制,亲自发售。这都是男人的本行。至于种庄稼、拣蕈子、板栗、挖药材、采桐籽、养家禽之类,则是女人的职责,历来如此。他们叫做“以副养农",是再确切不过了。一家几口子,吃的、穿的,不靠田,不靠地,靠的是男人的手艺。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中,当队长可就糟啦。这里农民有句谚语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队长去开那些名目繁多的会,如“农业学大寨会”、“农业学小靳庄会”、“三干会”、“四干会”、“批林批孔会”等等等等,所得的补贴工分,分下的粮食还不够吃三个月。开始,他们是从男人多的人家选,任期为一年,后来改为半年,都没有人肯干下去。最后是选出五六个老头子,轮流到大队、公社、区、县、省去开会。大队能体谅他们的苦衷,倒也应付过去了。可公社有个“支农工作队”蹲在那里,发觉了这个问题,勒令他们把队长的任期定死在三年以上。如果选举有困难,他们派一个小组来“蹲点"。这差不多等于大难临头。因为,他们一来,指手划脚,要杀什么“包产到户”、“副业单干”风,取缔“自由市场”,任何人也别想出去卖盆卖桶,那么,半个月后大家就得上山挖蕨根。大队也提出警告;万一把工作队惹来,全大队都要遭灾;杂木寨的盆桶,思丫的小煤砖,光明的小窑砖,等等,都得完蛋,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说得坦率一点,后果是可以想象的……

  因此,队委会才想出这种选队长的办法。

  可谁知,抓中黑豆的竟是黄培贤呢?

  万事通的话未落音,全场都轻轻叫了一声:

  “咦——”

  黄培贤的妈来啦!她三十才出点头,由于辈数高,全寨人都称她为二婆婆。她患有严重的风湿心脏病,总有点浮脖,个儿比儿子黄培贤还矮几分,开春以来拖病在家。她生性温柔,以贤慧著称,很少同人吵架,但全寨都敬畏她。有一年她的鸡被民兵队长打死一只,她搬了条凳子,一声不响地在排长家门口坐了两天两夜,直到排长拉了老辈子黄廷贵作保,赔礼,赔鸡,赔两天工分,她才一声不晌地搬着凳子回家去了。这时她把右手搭在六岁的女儿肩上,左手放在四岁的幺儿头上,慢慢朝场里走来。

  民兵排长余悸在心,提着袋子的手微微颤动;“老蔫”黄培鑫慌忙蹲下去,闷着头巴嗒叶子烟,从远处看去,仿佛他衣服着了火在冒烟似的;贫协组长黄廷贵慌得鼻尖额面上尽是汗珠,伸手去拉拉万事通的衣襟,没想到用力失了分寸,只听得衣服发出了撕裂的声音。

  万事通连忙殷勤地搬过条凳,毕恭毕敬地让她坐。她并不落座,把跟睛耵在贫协组长脸上,有气无力地说:

  “幺叔,娃儿的爹死得早,我是个半条命,全家就靠他撑着,他连学都没上了,你们斟酌一下。何况,他翻年才十二足岁,公社通不过噻!”

  其实,她不说大家也明白,既然一语道破,就必须慎重考虑。队委会小声开了个会。还是万事通点子多,他说:

  “令出必行!再拈一回豆子,大家是不干的。我看,给队长双倍工分,不要他带妇女出工,除了开会,他可以在家做盆桶,我们一家给他捎带点进城卖掉。公社不问则已,要是问起,就说队长是二婆婆,因为生病,由儿子代着。他有文化,开个会算什么,先熬过这难关再说。”

  二婆婆沉吟了一下,一句话不说,仍然右手搭在女儿肩上,左手放在幺儿头上,慢慢向家里走去。

  这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办法,完满地解决了。为了纪念世界“选举史”上的创举,金寨老小都尊称黄培贤为“黑豆队长”。

  第二天一大早,大队传达了公社的电话通知,叫各生产队长到公社听“儒法斗争史通俗讲话”,以便回来向贫下中农宣讲,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的群众运动。

  新队长黄培贤从木钩上扯下五六个端阳节包的粽粑,塞进书包,算是晌午的口粮。然后,嘱咐六岁的妹儿,在墙上的“广播”叫了之后,就给妈妈煨药,把煮好的猪食倒进猪糟里。他给四岁的老幺弟弟系好裤带,擦了擦老幺那永不千涸的鼻涕,帮他把两只小鹅,四只鸭子放到小河里去。这个十二岁的队长,对城里人来说,还是个“娘边崽”,可他在十岁时就算家里的台柱了。前年父亲因为坐手扶拖拉机翻车死了之后,他就没有上学,接下父亲刨制盆桶的工具,每月还能做出两个小甑,一个大洗衣盆,三只小木盆,对付一个月所谓的“盐巴钱”和妈妈的药钱,倒也差强人意。他知道妈妈的病很严重,随时都有死的可能,就不舍昼夜地干,甚至雄心勃勃地刨制了一口潢缸,少说也值得三四十元。他打算今年储蓄百把元钱,来年送妈妈进城看病。他指望妈妈的病好一点,弟弟妹妹长大一点,就到公社农中去读书,因此格外发愤,晚上过河到龙山寨去,参加风兰自习小组学习两小时。喜欢画画的张老师,把他和风兰称为“双璧”,说他们是城里的学生都望尘莫及的。可以说,他的全部热望,归根到底就是读书。而现在,莫名其妙地当了生产队长,他愁死了。但队委会,尤其是万事通,昨晚把一切都说得那样动听,他甚至觉得自己成了英雄,为全寨五六百贫下中农,作伟大的自我牺牲。

  他踌躇满志地跨过小河的跳磴之后,回过头去,见薄薄的晨雾中,小河水仿佛冒着热气,弟弟正在河里摸螃蟹,光屁股蛋子翘得老高,便叫了一声:

  “幺幺!”

  弟弟抓起一只小螃蟹,用手背擦了擦清鼻涕,应了一声。

  “哥哥!”

  “你是男子汉吗?”

  “是男子汉。我要做盆桶,卖钱给妈妈医病。”

  他见哥哥严厉地看着他,急忙抽抽鼻涕,走上岸去。

  “你的任务是放好大鸭子、小鸭子,那是三十四十的钱啦!”

  “嗯。”

  “穿好裤子!”

  培贤扭头朝旭日升起的方向走去。

  到了公社会场门口,他遇上迟到的秦队长,象遇上“救星”一样,把他当选为队长的事告诉了凤兰的爸爸。秦队长还没有从惊骇中挣脱出来,会场里的高音喇叭就传来工作队刘强队长的声音,说是传达“中央首长江青同志的讲话”,要公社党委贺书记和他一起点名,没有到的队长要专门抽时间补听。接着就开始点名,并要点到的队长站起来亮相,以免作弊。培贤吓得浑身直打哆嗦,想溜,秦队长一把抓住他。

  “不怕,他不会把你吞下去的。”

  他领着培贤进去,缩在一根大柱子后面。会场原是大地主王铁瓢的祠堂,光线阴暗,说不定能对付过去。

  “杂木寨,”喇叭里传来贺书记宏亮的声音,“杂木寨!”

  培贤按万事通传授的方法,用手卡住脖子,闷声闷气地学着队长们回答:

  “来——啦。”

  “站起来!怎么不站起来?”刘队长冲着话筒喊。

  秦队长站起来说:“已经站起来了。黄培贤个儿矮,你看不到。”

  旁边的几个队长知情,哄笑起来。

  “黄培贤?哪个黄培贤?”贺书记觉得很奇怪。他对全公社了如指掌,要瞒过他是困难的。

  刘强队长火了,凑着话筒骂:

  “杂木寨最操蛋!个儿矮,站到凳子上来!”

  队长们哄他:这太不象话,太不客气啦!

  刘队长咚咚咚地跑到培贤面前问:

  “谁?”

  培贤慌了手脚,把万事通教给他的话全都忘了,老老实实地说:

  “我。”

  “哈,哈,哈!”刘队长活像看到一个怪物,“你们倒真会同中央开玩笑。”

  他气得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青,继而带着一种刻薄的微笑问:

  “老队长,你今年多大年纪哪?”

  “十二岁。”

  培贤眼前出现了今寨男女老幼的五六百双期待的眼睛,他镇定下来,甚至还有点自豪地说出自己的年龄。

  “乖乖!”刘队长向周围看热闹的队长意味深长地扫了一眼。又问:

  “多少岁?”

  “你到队上问去。”培贤对刘队长的奚落:有点激动了。

  刘队长咚咚咚地跑到台上,狠命对桌子擂了一拳,朝话筒吼道:

  “都坐下来!”

  突然,他大笑起来。

  “多么滑稽的事情啊!杂木寨创了一个大奇迹,东风公社出了件惊心动魄的新生……”

  他的声音倏地消失了,脸色忽然变得凝重而严肃,立刻咚咚咚咚地跑下台来。这会儿,他的眼睛大放光彩,轻轻用手指敲着那微微有点发福的肚子。他亲切地凑向培贤,慈祥地问道:

  “儿童团,你懂农业生产吗?”

  “不懂,还叫农民?”培贤大约想拍拍胸膛的,但他只是举了一下手,就缓缓地放在胸膛上了。

  “贫下中农的孩子早当家,不错!你好像叫‘批贤’吧?真是一个天生的新生事物!”

  不仅秦队长听得发昏,所有队长都好像在听外国话似的,连挤过来的贺书记都惊愕得张大了嘴巴。

  就从刘队长灵机一动的这会儿起,完全出入意外遗急转直下了。

  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黑豆队长只是个傀儡,那就大错了。起初,敢于大胆扶植新生事物的刘队长,还有点保守,但很快就对黑豆队长领导生产的能力心悦诚服。在农村,一个土生土长的少年,就是一个够资格的社员,他对生产就像对家里有什么东西那样熟悉。社员们在每一年的固定时刻,在固定的一片土地开头,用固定的锄头、犁耙等传统工具破土,用固定品种的种子播种,用固定的镰刀、挞斗、背兜等传统工具牧割,等等,这种沿袭了数不清岁月的、颇为古朴的生产方式,他背得滚瓜烂熟。当然,也有某些例外,如“大窝苞谷”、“拉绳插秧”、“种矮子稻”、“稀窝”或者“密植”等“科学方法”,一般是派人出去学几天,回来在显眼的地方搞点来应付检查。那是一股风,风头过去后,一切照旧。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给什么东西都留下了一定的程序。因此,十二岁的孩子能把生产安排得井井有条,应该使我们对“悠久的历史”感激涕零。刘队长又惊又喜,很快就在心里头绘出一幅伟大而壮丽的蓝图。他对生产历来就是外行,也不喜欢它;他热爱政治,他认为,只有政治才能创造历史。

  刘队长给培贤一本打印的册子,叫做《政治问答一千条》。

  “限你在二十天把它背熟,我要考试。老弟,把这玩意背熟就有了一切……”

  “一切?”培贤惊奇地喊。“有大米饭,有钱……”培贤不好意思说下去,羞赧地望着刘队长。

  “傻孩子,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嘛,一切,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培贤在学校里就是个勤奋的学生,当他相信这一千条的威力时,就把它当成圣经来读。白天,送弟弟下河放鸭子时他背诵着,同妹儿打猪草时背诵着。晚上,刨桶板时也背诵着,就连梦呓,也是那上面的字句。他已经记不几时开始没了粮食,只吃南瓜野菜。就连南瓜野菜也不多的时候,他只胡乱吃掉一碗,也不知饥饱。有几次,他在茅厕里一蹲下就忘了起来。头一个十天过去后,他那双眼睛灼灼发光,象梦游者似地在各处游荡,口中念念有词。

  这时,正是青黄不接。出乎杂木寨队委会智囊们意料之外的,恰恰是因为他们选出了黑豆队长这个新生事物,招致了工作队的主力进驻龙山大队,因为刘队长决心把这里作为工作队的点,树一个样板起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也就可想而知了。很快打垮了“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龙山的盆桶,思丫的小煤窑,光明的小窑砖等,全都完蛋了。饥饿在龙山大队露出了狰狞的面孔。离开副业生产就不能活的龙山大队,下工后,社员们就扑向所有的山野树林,挖蕨根和野菜。

  然而,杂木寨虽是工作队的重点,却平安无事。是不是工作队对他们另眼相看呢?不是。杂木寨人鉴于过去挨整的教训,加之又是个单姓的大家族,因此能“一致对外”。男人们全部躲在树林里刨制盆桶,孩子们在四面八方布上流动哨,只要远远看见生人来了,立刻迅速地把“警报”发到各个秘密地点,男人们同样迅速地跳进田里、土里。外人到来之后,就会看到一幅“大干、苦干”的繁忙景象。就连贺书记和各大小队的干部一起来杂木寨接受“路线斗争教育”时,也没看出破绽,还对过去一直没有更多地关心这个队,深感内疚,甚至有种犯罪的感觉。

  半个月过去了,培贤非但没有刨出一块桶板,而且家中的任何事情都不挂在心上了。

  “贤,你在干些啥呢?”无可奈何的母亲问着了魔的儿子。

  培贤只是在嘴里咕噜了几声。

  “天啦!你看不到锅儿当钟打了吗?”母亲绝望地咋呼开了,把培贤吓了一跳。

  “妈,刘队长说,背熟这本书,要什么有什么!”

  母亲奇怪地瞥了那本书一眼。只有传说中的“鲁班书”,才能弄魔法,但读过此书的人要断子绝孙。不会是“鲁班书”吧?共产党不讲迷信,哪里有什么要啥有啥的书呢?

  二十天过去了,万事通奉刘强队长之命,去叫黑豆队长来开会,发现他躺在堂屋的潢缸里。万事通叫了几声,培贤只是摇头,示意不要打断他,仿佛他永远不爬出潢缸似的。万事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愣了一下,把这个痴迷的娃娃从潢缸里提将出来。

  刘队长被这孩子的虔诚,深深地打动了。他拉过梦游似的孩子。半晌说不出话来。

  培贤脸上发着烧,对着刘队长,悄悄地说:

  “我都背熟了!现在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啦!”

  刘队长不敢正视他眼中炽烈的火焰,从日袋里掏出一张报纸说:

  “你看!”

  报纸上把培贤称为“狠批孔孟之道的伟大成果”,甚至誉为“二十世纪的甘罗”等等。他那敦厚朴实的大幅头像,占据了报纸头版的显著位置。他留着个小平头,浓浓的眉毛天真地卧在两个眉穹之上;而那双熬夜太多的眼睛,带着深深的忧愁,倒真有点深谋远虑的意味,圆圆的脸和稍稍嫌厚的嘴唇,带着细心人才能看出的苦笑。乍看一眼,会觉得这孩子生性严肃,的确有点气宇不凡,人小志高。这是刘队长的大作。他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精心布置了各种场景,调练了各种姿势,象排演文娱节目一样,选择了最佳场面,摄制了几十张别具匠心的照片。遗憾的是报上只刊载了五幅。过去,杂本寨由于没有什么特色,没有人打算向他们那里架设电线,现在架了,整个龙出大队都沾了光。有一幅照片就是黄队长在电灯底下,指着杂木寨的沙盘。给社员们规划“超大寨”的宏伟远景。物资局赠送了他们一台手挟拖拉机、一台潜水泵。有一幅照片就是老贫协组长黄廷贵站在水花迸溅的水管旁,太讲“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狠批孔孟之道的“天命观”。妇女扶犁拉耙,本来是杂木寨老传统的独特之处,现在却是“给孔老二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在报上别具一格。那些身居茅房,食不果腹,暗地里迷信鬼神的姑娘媳妇们,却英姿飒爽地扛起半自动步枪,准备“解放世界六分之五的受苦受难的人民”。这张照片的成功,足足花了民兵排长黄培发五天时间。最有趣的是,连APC都不知为何物的两个姑娘,居然背上人造革药箱,给队长的妈妈看病来了。起初她大惊失色:她的风湿性心脏病,连城里的老大夫都奈它不何,这两个黄毛丫头不是来送她“驾返瑶池”吗?直到大家解释说这是照相,和看病是两码事,她才定下心来,让人拨弄了将近个把小时。

  培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困惑地看着一幅幅照片,又看看满屋里队委们的惊异神情,这才相信不是在做梦。电灯就吊在他头顶上,各种化肥就堆在隔壁的屋子里……眼泪滚下了他的腮帮。

  “真的……我们要会么就有什么啦!”

  “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刘队长挥着一个大信封说:“省革委通知你去参加全省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你成大人物啦,老弟!”

  万事通拉了拉被荣誉弄得傻呵呵的培贤,说:

  “还不谢谢刘队长。”

  “哥哥,猪跑啦!”

  培贤正要向刘队长道谢,妹儿冲进来,大喊,使他没能说出口。他尴尬地站着,脸红得像着了火。妹儿抓住他的衣裳,大哭。

  “哥哥,盆桶你不做,猪跑了你也不管,拿啥钱买粮食,给妈治病哪?”

  “别哭,妹儿。”刘队长兴致颇高,抓住妹儿的手说。“你带路,我们帮你撵猪去。”

  刘队长身先士卒,全体队委,包括两个工作队员,只好紧跟着他。培贤感动得两腿发软,心怦怦直跳。

  那头猪,由于长期吃野草,从满双月到现在已半年了,还未发胖,显得十分矫健,它奔跑起来,活像一匹狗。此时它窜进苞谷地,啃倒大片苞谷,大嚼那尚未成熟的苞谷棒。刘队长是行伍出身,象个大将军似地发布命令,叫人马分两翼迂回,对那畜牲采取钳形攻势。

  有实战经验的部下,却采取“政治攻势”,由妹儿出面宣传“优待俘虏”的政策。妹儿把队委会的决议翻译成唤猪的声音,既诚恳而又焦急。猪在这样的形势下昂起头,思索了一下敌方的劝降是否有诚意;并且犹豫地,试探性地走了凡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队形散乱了。贪馋本性难移的猪,又啃倒一棵苞谷,大嚼起来。气得培贤踢了它一脚。

  这一打击引起猪的愤慨,它嗥叫一声,冲出人圈子,向一片树林奔去。万事通一看,脸刷地白了,脊梁冷汗直冒,疯子似地发出三长声吆喝:

  “呜——呜——呜——”

  奇怪的是,万事通深沉的声音立刻化作童声,清脆而高亢,次第远去。刘队长和工作队员们还没有对这种奇妙的现象找出常识性的解释,就看见几匹追山狗吠叫着,冲出树林。那头猪疯狂地掉过头来。队委们如临大敌。老贫农组长黄廷贵突然年轻了,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跳跃着。民兵排长动了肝火,高声喊着:

  “打死它!不要叫它害人!打死它!”

  猪朝刘队长冲过来,他对准它的前腿猛踢一脚,猪翻了个跟斗,被刘队长抓住后腿。

  “逮住啦!杂种!”

  突然,刘队长大叫一声。猪象脱弦的箭似地朝另一片树林奔去。刘队长的左手腕冒出血来,疯狂的猪咬了他一口。万事通惊骇地看着他的伤口,站在那儿簌簌发抖。

  猪给追山狗咬死了,妹儿哭成个泪人儿。更糟糕的是,在树林里做盆桶的秘密给揭穿了。刘队长用手绢扎住伤口,大发雷霆,叫生产队赔猪;并要全体社员同队委一起办学习班,搞两条道路的斗争,打击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盆桶全部没收。全队比死了亲人还要悲痛,在刘队长的怒骂停止后,就听见满寨子压抑着的呜咽。

  这个倒楣的“插曲”引起的后果是毁灭性的。直到坐在省革委礼堂里,参加省学代会的开幕式时,培贤仍然魂不守舍。他明白,历时一个月的学代会结束后,杂木寨的每座山坡、每片树林,都将布满挖蕨根的坑坑洼洼。饥饿象催租逼债的财主,蹲在每家屋里,刨制盆桶的斧凿,再也不能把它撵出门了。而这种灾难,是他黑豆队长带来的。他在华丽的宾馆里,捂着被子哭泣。

  刘队长一看,照这样子下去,非砸锅不可,慌忙安慰他,说打击资本主义倾向是个原则问题,他是个大人物啦,要懂得不要用感情代替政治立场,代替党的政策。说他母亲的病由国家包了,从医药到营养,从住院费到生活费都由国家负责:同时,杂木寨将得到国家暗中拨一笔钱,就象所有这类样板点一样,说他就不相信大寨不是用国库泡出来的,等等。培贤被他的这些话安抚了,情不自禁地问:

  “杂木寨成了样板点,日子就保证好过吗?”

  “保证。”

  “刘队长,求你也把龙山大队变成样板点,社员们早就饿饭了,有人到城里讨饭……”

  “胡说!”刘队长面目狰狞地打断他。“这些话,关起门来讲可以,我们是自己人。但你只要对别人说什么‘饿饭’啦,‘讨饭’啦,班房有你坐的,这是污蔑社会主义,是反革命言论!懂吗?”

  培贤哆嗦起来,两只眼睛呆呆地恐怖地盯着刘队长。刘队长知道效果很好,脸色豁然开朗,拿出他准备好的发言稿说:

  “今晚抄一遍,读熟,不认识的字问我。你的发言如果能引起省革委重视,不仅大队办成样板,公社也要办成样板。那一千条还记得吗?”

  “记得。”

  “好,这就看你的啦!”

  培贤在学代会上的发言,无异于给全场投掷了一枚精神原子弹,这次学代会仿佛是为他开的,其他人的发言就没有人听了。省革委管农业的副主任主持会场,当场提出几个问题,培贤对答如流,全场两千多代表都激动起来,不断有人写条子提问。培贤并不因此怯场,因为他眼里不是两千多代表,两是杂木寨、龙山大队、全公社上万只锅儿、几万只饭碗,是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妈妈,是背起书包到龙山小学上学的妹儿和幺幺,是千万张乡亲们期望的脸儿……

  “他能回答一千个问题!”刘队长轻轻地敲着肚子,得意洋洋地想。“杂种,你们提吧!”

  省革委副主任捏着纸条儿,读出第十个问题:

  “你还想上学念书吗?”

  “想!昨不想昵?”培贤对着话筒喊。

  他想起父亲死后,为安葬父亲欠到现在未还清的债,想到母亲抱病劳动,晕厥在士里的情景,想到他最后一次站在教室的窗外,昕老师讲课的情景,眼泪就迷糊了眼睛。

  “可是,连……”

  他似乎抽泣了一下,把刘队长吓得脚趾头和手指头都发麻了。如暴他说出“连饭都吃不上,还……”那一切都完了。幸好,扩音器里突然发出尖嚣的噪音,吞没了他的声音。他清醒过来,惊出一身冷汗,马上想起“一千条问答”的变化方法。

  “可是,”当干扰消失后,他冷静地说,“教室里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的苗苗,只有在农村三大革命的课堂里,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发完言后,省革委副主任对他招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刘队长的热泪偷偷滚出眼眶,他这个“难为水”的人,也不由得动了真情。

  “你干得太漂亮了,老弟!”酒足饭饱之后刘队长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我们的愿望都会实现的。你要信得过我。以后,你要当公社书记、县委书记、中央委员、副主席,象王副主席那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世界就显得小了,人生真他妈太短了……”

  培贤被选入主席团里,同那些显赫人物一样坐在台上。当然,同那些大多数肚子比刘队长高的人比起来,他显得很渺小,渺小得差点看不出来。开始,他奇怪的是,这些每次发言都离不开“为人民服务”的首长,为什么都要比人民肥胖些。后来,当他在那宫殿般的宴会厅里吃了几顿之后,肚子也紧绷绷的,击之有声,比过去高多了,才悟出点道理来。但马上又不无感慨地想,龙出大队的农民都是傻瓜,不声不响地干,只能不声不响地在茅屋里挨饿,两这些胖子,会背书,也许不过是同他一样,下半个月功夫,背得些似通非通的问答,就可以坐在天堂般的大厅里,吃得撑破肚子,味儿不好的不吃,大米饭了不起只能吃两细瓷碗。他说不上恨他们还是爱他们,只觉得这些人同他隔得很远很远,就仿佛他们是外国人似的。他想,“要是有一天他也成了这样子,他再也不敢回家乡了。他怎么能忍得下心,什么也不干,单靠背几句豪言壮语,就可以吃得那样好,住在神仙住的地方,凸着肚子咒骂鬼天气,而别人却在太阳底下,凹着肚子淌汗……

  最后几夜,培贤总看见妈妈右手搭在妹儿肩上,左手按在幺幺头上,朝着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走去。他拚命叫喊,却又叫不出声来,惊醒时一身都是汗。

  没完没了的学代会终子结束了。他留下四个精粉一品三鲜大包。那是省下两天早点的储蓄。他简直不敢想象,杂木寨现在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妈妈、妹儿幺幺他们吃些什么。可是当他坐上汽车之后,他不无得意地想,连省革委副主任都问过他有什么要求,并要到杂木寨来视察,到时候,喝!

  “我要什么有什么!”

  然而,他站在家门口呆住了。那早就该翻盖换薪茅草的屋顶,出现了几个大洞,墙也被雨水泡塌了一大块,墙脚糊满了墨绿色的青苔。他恐怖她把钥匙插进锁里,可是,老朽得不灵便的弹簧生锈了,怎么也扭不开,而门缝里却扑出一股重浊的霉味。他慌乱地扑到墙上挖出的一个小洞前,向里面仔细看。屋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是,屋里似乎有声音?原来,这正是晌午时分,屋里的有线广播喇叭象伤了风似地响着,因此他没有听出来,那正是他在省学代会上的著名发言。

  很清楚,家里很久没有烟火味了。

  他一步一步地往后退,活像里面会扑出一个长满青苔的恶鬼似的……

  大约就在培贤赴省参加学代会的第一个周末,社员们因为盆桶被没收,无钱买粮食,开始上山挖蕨根。婆娘们采用指鸡骂狗的办法,向工作队发泄自己的不满。继而咒骂队委会,顺带就把培贤说成是“天煞星”下凡,并把他是坐在门坎边生下的这件事附会上去了。他父亲的死于非命,母亲难以治疗的痼疾,和他偏偏拈中黑豆,都正好说明他“八字大”,克父母,毁家园,殃及远亲近邻,等等。这自然是阶级敌人在兴妖作怪。杂木寨只有贫下中农,工作队就从外寨抓了几个地富来斗了两天,仍然不顶事。培贤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投奔到思丫外婆家去。谁知一进娘家,就被数落一顿。他们受苦更早,已经断粮一个多月了。她一气之下,带着妹儿和幺幺,进了县城……

  培贤一听说了这些,眼睛都发了直。大概是他想起了刘队长“要什么就会有什么”的允诺,他忽然狂喊着:“我要妈妈!要妹儿!要幺幺!”一边喊,一边车身就往省城方向跑去。

  从此,培贤一家就音讯杳无——没有尸首抬回来,也没有活人走回来。

作者: 编辑:郭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