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头马《在南极跑马拉松》

2019-01-09 17:24  来源:多彩贵州文学网—山花

  关于南极我一个字都不打算讲。

  这么想的时候我正坐在复活节岛的安加罗阿村主干道上的一家咖啡馆吃一份150块的菠萝海虾盖浇饭。大约有50只苍蝇在跟我一起争抢。远远看去我颇像是法力加持的高僧,从神秘的东方远道而来挨宰。这是中午12点,放眼望去,这条主干道上的所有餐饮业独独靠我一人支持。咖啡馆的老板倒不像苍蝇那么急赤白脸,看到我先是吃了一惊,继而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一门煮饭的手艺。也许就是这份异象吸引到了从我面前走过的中国人,他先是看了我一眼,走了过去,然后又倒退两步走回来。

  “你就是那个刚刚从南极回来的中国人?”

  “嗯?”我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是我。”

  “哎呀!你好你好。我刚听一个美国人说起你。”

  这就是复活节岛。待了没两天我已经差不多同岛上的一半人打过招呼了。第三天的时候你坐在路边就会有不认识的陌生人上前同你结交攀谈。这感觉简直像在玩《金庸群侠传》,武侠小说或是RPG游戏,一个意思,你不是在生活,而是在一场相互明中暗里联结紧密的江湖之中行走,一举一动都在引发蝴蝶效应,每场对话都至关重要,“你就是那个打伤了崆峒三老放逐北疆的贼子?”“不错,你们少林的空见大师亦殒命于我手下,你待怎地?”在岛上,我同大多数游客一样,日出而起,白天参加岛上经营的各种Tour打发时间,日落而息,晚上被各种走兽飞鸟的噪音穿透墙板而从有关岛上巨大火山口和神秘石像的噩梦中惊醒。而我们这些被各种Tour瓜分的游客,就好像一个个临时组成的社交小团体,谁也不知道今天这趟复活节岛南部之行结束后,会在接下来的哪个Tour里再次相遇。也有可能是,我们在同一趟线路的不同Tour里又再见面了。我和那两个结伴而行的英国老太太就是这么再一次在火山口会了面,她俩看到我激动地从自己的队伍里逃脱出来,拽着我问,“我们昨晚回去Google了一下新闻,所以你是哪个中国女孩?Fan Zhang还是Yixin Wang?”

  现在回想一下,我并没有在任何一个Tour里结识什么美国人。那么风声是从哪里走漏的呢?

  有可能是我在民宿的第一天认识的那个智利小伙子巴勃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民宿的义工。当我走进这家腐气沉沉,一股子老人味儿,坐落在安加罗阿村次主干道上的家庭经营民宿时,第一反应是想赶快逃跑。幸好我住的房间热水器坏了,我和巴勃罗修了一下午热水器,这才让我再没力气逃跑只想蒙头大睡一场。实际上,当我从垄断经营的LATAM航空公司降落在复活节岛机场的客机上跳下来时,第一反应也是想转身跳回飞机。

  的确,这里气候宜人风景如画。可我不是来度假的呀。

  阻止我的是无法签改的机票。如果我想再买一张立刻回到智利大陆的机票,所付出的价格比来回加在一起还要高昂。

  “所以,南极怎么样?”登记完我的信息后巴勃罗盯着我问。我先是一惊,大脑中迅速过滤了一遍刚刚我们的交谈,确信我并没有提到半个字有关南极。接着突然明白了他是怎么知道的,我正身着南极马拉松比赛的完赛T恤,上面写得可清楚了。“你刚从南极回来?”

  是,我刚从南极回来。

  还有可能是那两个来自伦敦的老太太。当时我们在一个全天Tour的午餐桌上相遇,杯酒在手,高朋满座,我们这些花了大价钱不远万里跑到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太平洋的小岛上来的旅客,势必要谈兴大发,各自讲述一下此番旅程的来龙去脉,如何在命运的中继坐在了同一张餐桌上,接下来又要去哪儿。于是我只能用气若游丝的声音告诉所有人,我刚从南极回来。“哦?南极好玩吗?”“不好玩,不,我是说……我不知道。”我心想既然开了这个口,就不得不把这件事讲清楚了。“我不是去南极玩的,我是去跑马拉松的。”

  现在我重新回到了往日那种枯燥平静规律的生活中,每天花主要时间待在游泳池,皮肤皲出一汪氯水味儿。在水下观摩人体扭曲成另一类生物。行动迟缓,匍匐前进。过了冬至,北京很快陷入一种规整的寒冷中,除开雾霾浓重的日子,你不觉得出门是一件困难的事。拜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养成的习惯所赐,我又再次学习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卡通,每日从地铁里钻进钻出,从外围穿过整个东单公园,路过同仁医院,路上有卖橘子、糖葫芦、专家门诊号的小贩,尿骚味儿扑面而来,我挂着耳机听摇滚,或是非常抒情的感伤小调,走起路来脚下带风,无论在地铁密布的人流中,还是白剌剌的大街上,逆人潮而行,感觉自己是一名偶像。身负艰巨任务的偶像。只是到目前为止煞有介事的无所事事,一旦坐在电脑前写两个字就感到天旋地转。

  如果不是再次见到M我都已经要忘了南极这件事,M是和我一起参加南极比赛的中国选手之一。当时是在簋街一家川菜馆子,一进去在座的几个年岁不大的男男女女齐刷刷大声道,“姐——”非常符合簋街的调性。事情的由头是M的弟弟执迷直播,确实也是做得很好,地方上票数第二的大主播,于是这名不满二十岁的少年想要自己投资拍一部讲述直播故事的电影。“姐我跟你说,除了石头有点困难,天佑啊映客花椒YY上的大V我都能给你找来,总之这事儿吧天时地利人和,现在就差一剧本了。”少年非常谦逊,学籍挂在上海,忙时在老家指点矿产生意,闲时进京飙车向往化身二环十三郎,我在车满为患的簋街体验推背感,不断出戏心想是什么样的社会把我和M、以及约莫也就是二十天前的那场比赛重新联结在了一起——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至少可以有两种基调来说这件事,宏大正义,或是诙谐嘲讽。这主要取决于是否以局外人的口吻来复盘,或者和心情有关,心情不好时心中满怀慈悲,就必须把这事说成是自我救赎,否则对不起花出去的钱。心情好时就不考虑他人,以寻常语速两倍的速度攻击世界,我看众人皆傻,料众人看我还挺可爱的。

  当然了,在我抱着向死而生的信念在家门口的银行朝那个爱尔兰的账户汇去那一大笔欧元的时候,自是完全没想到事情居然还可以有第二种基调的讲法。要说这件事就必须提到N,我和另外四个当时还素不相识的中国人会想到去报名这个极寒马拉松,都是因为认识了N。我和N并不熟,在此之前见过一面,就在我刚刚认识他那会儿,他正在完成一个七大洲马拉松计划,听起来酷极了。当我跑完第一个马拉松,他也正好跑完了南极马拉松,成为了七大洲马拉松俱乐部的第二个中国人。一个事实是,世界上真真切切有这么一个七大洲马拉松俱乐部,而入门的资格就掌握在主持南极马拉松的公司手上,因为南极马拉松是必经之关卡。

  无一人支持。亲朋好友的意见主要分两种,第一,你这完全是去送死;第二,你丫真是太有钱了。总之大家都觉得你是闲得慌,要么就是作得慌。大部分人都觉得花钱这件事比跑步这件事更牛逼。因此这件事在我真正成行——应该说,踏上智利最南端的土地,蓬塔阿瑞纳斯之前,我都处在一种这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个人英雄主义氛围中,本来不是什么大事,齐刷刷的反对意见倒显得我好像在履行什么中二使命,二十好几了抓住青春期的尾巴叛逆一发,总之如果不能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这事儿简直就是荒诞。总不能说,只是因为看起来很酷。也不能说,因为我也想加入七大洲马拉松俱乐部。最后只能说,我去提前拯救一下中年危机。据N说,参加这个比赛的五十个人,每个人感觉都是来拯救中年危机的。因为大家都很失败。也因此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是去收集素材的。最后总算出现了一名支持者,赞助了我若干装备,但也不是真的支持,主要是怕我回不来。应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每次坐飞机的时候都希望飞机可以就此掉下去,永不复生。也不像我这样,每次飞机平稳落地后,不随着乘客一起鼓掌,而是冷冰冰地坐在座位上,平静地等待嘈嘈切切的乘客站起来、取行李、打开手机收取信息、打电话、抱怨生活、陆续走出客舱。总之,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给出一个积极正面的理由,好让花这么多钱去南极跑步这个事情看起来不那么绝望。

  去蓬塔之前我和N在纽约东村的某家日料店再次碰面了。事实上我们在前一天的早上就在中央公园一起跑了个步,还有N身患抑郁症的表弟。主要诉求是减轻我的心理压力,“是个人都能跑完。”N斩钉截铁地说。听他这么一说跑着跑着我就跑不动了。在中央公园跑步通常来说有两条路线,绕一个大圈是6mi,绕小圈是5mi。早上7点半,跑步者络绎不绝。上一次见到这么多人跑步,还是在东京的大皇居。我已经非常厌烦和人讲述跑步这件事,也并不与其他跑马拉松的人来往,N是个例外,因为我们并不是通过跑步认识的。一开始我总疑心N也挺抑郁的,我是说,不抑郁谁会满世界去跑马拉松?也许这就是我不愿意和其他跑步的人来往的原因,我感觉大家应该都挺反社会的,我们交谈的地方应该是某个匿名互助者协会。最后我们三个就绕着湖象征性地转了一圈,走走停停,路过了古根海姆博物馆。N的表弟指给我看,“你瞧,这就是《麦田捕手》里的那个湖。”“哪个?”“就是霍尔顿问湖里的鸭子都去哪儿了的那个。”“哦。”我说。

  老这么在文章里头对他人评头论足应该是挺不好的。老试着猜测别人的生活也挺不好的。往常我总会把朋友们的事写在小说里,假装以虚构的形式,遮盖我这种评头论足的恶习,但后来我就发现自己连这种伪装都懒得再进行了。我经常觉得生活里有挺多事情荒诞得可笑,但也没有力气再把它们写出来。一旦试着写点什么,我就觉得真他妈没必要。据说这种感觉叫作虚无。后来在东村那个日料馆子,我就问N,“你是怎么解决虚无的问题的?”“虚无?”他说,“我都不好意思提到这个词。”他这么一说我也瞬间就不好意思了。我觉得生活可能没我想的那么宏大,都是很细碎很麻烦的,其实不需要带有那么多的情绪。可能现代人和古代人的一个区别就是现代人的情绪太复杂太精细了。以前的人不会有那么微妙的情绪,比如尴尬,或是虚无。至少不会有精力让这种微妙的情绪放大到那么大。大到没法继续生活了。我琢磨着我会由着自己这么虚无下去,可能主要还是太闲了。而且你看,我也写不出什么小说了。只能写写自己的情绪。“那么,你还会继续写作吗?”我问N。是这样的,除了跑马拉松之外,N还是一个写东西的人。不是特别职业的那种,我看过一些,觉得很好,是少有的那种自带语言魅力的作者。“希望可以吧。不过我太忙了。不是我不想写,是我太忙了。”N现在的业余生活主要被跑马拉松这事儿占据了。我觉得这好像不对,但也没什么理由觉得人家不对,只能说,“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写作。”我觉得人家不对,可能主要还是觉得我自己不对。因为主业没做好,所以才跑去跑马拉松,希望可以用副本的成就值掩盖主线打不下去了这件事。我觉得人家抑郁,主要是我自己挺抑郁的,抑郁者的眼里万事万物皆抑郁。我觉得跑步的人都反社会,实际上人家都跑得可开心了。要这么想下去那就没个尽头了,就好像一开始我没打算不讲南极,可写到现在也没写到南极,拉拉杂杂到不了头,并非一个声称丧失表达欲的人应有的作风。但我又反思,散文应该是有一个主旨的吗?就不能只是人的智识过程的体现?但一个人智识过程的体现好像也没必要全展现出来给人看。更何况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连智识二字其实也很难谈得上。归根结底还是我觉得写作这事儿没点儿卵用,雕虫小技,不足挂齿,更不足以成为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关键。如果一个人这辈子只是会遣词造句,玩弄辞藻,那他可真是没用极了。但我看到写得好的人不写作时,又相当惆怅。我觉得最完美的方案就是国家圈养这么一批写得好的人,让他们可劲儿写。不过这么做好像也不对,写作者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密切相关,一个被圈养的人,能看见和思考的东西大概不会很深刻。总之,没有万全的办法。不能不写,也不能过分关注。这个分寸太难拿捏了。

  从南极回来之后我就丧失了表达欲。南极像个巨大的LSD,或是一个真空环境,在里头无忧无虑,什么也不用想,也不用做,除了比赛的那天,每日就是一日三餐,睡觉休息,大量的时间里我们无所事事。而且理所应当。我带了Kindle和一本纸书,为防止在南极由于气温过低而无法打开Kindle。我还找朋友借了相机,为防止iPhone在寒冷天气里挂掉。结果证明操心过度,Kindle、iPhone和所有电子设备都好端端的,南极的状况完全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恶劣,舒适谈不上,但存活个个把月是完全没问题的。我带的纸书是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以前看过了一遍,这次又看了一遍。不过在南极的那几天,我几乎什么都没看。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等待。

  回到北京的那天,我收到南极联合冰川营地的厨师凯撒的邮件。他在信中说,“你离开以后,这里的风变得很大,这段时间的风速大概在60km/h,你还在复活节岛吗?”过了几天之后我才给他回复,事实上,是有心气回复每一封我在路上认识的人的来函。第一封是回给在百内认识的摄影师朋友的,他发了当时给我拍的照片过来,我称赞他极有摄影天赋,然后把多数照片删了。第二封是一位在蓬塔生活的美国女孩,她来自华盛顿,受过良好教育,会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在智利待了两年。我们一起去了百内,在路上我问她,“你打算什么时候回美国?”“再说吧。你知道,我们刚刚有了一位新的和屎一样的总统。”还有一封应当来自复活节岛的巴勃罗,他还在路上。凯撒是蓬塔人,在联合冰川营地工作三个月的收入就抵得过他在蓬塔一年的,我们在营地认识时,他说打算第二年去别的国家旅行工作,也许是北京。我极力劝说他打消这个念头,“你的手艺在北京会找不到工作,而且北京的房价极高。连我都快待不下去了。”我觉得他会相信我,因为在南极所有人都穿着在蓬塔的设备公司租赁的衣服和靴子,加上几天没洗澡,大家都很狼狈,这使得我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富有。

  复活节岛实际上只有三种Tour。一种是全天的,从岛南部沿着海岸线一路往东,最终到达形成复活节岛的第一座火山,在那里有着全岛最著名的十五座石像。另两种皆为半日,分别去往另外两处景点。这三种加起来就可以把整个岛该看的景点看遍。实际上也就是几处石像遗迹、采石场和火山口之类的。所有岛屿的生命形态大概都差不多。我在岛上待了五天,发现全岛几乎都没有网络这件事给我当头一棒。按理说这不该是个从南极回来的人应有的态度,是,虽说皆为绝境,可复活节岛实在是太不脱俗了。我走过商业氛围浓厚的整座岛屿,目睹破败泥泞的人迹,感到心灰意冷——你感受不到人们在这里生活,他们只是这位被称为旅游者的你的设施。我有一个本领,就是可以瞬间适应任何一个陌生的地域,褪去游客的身份,进入当地的生活。当然这是我的夸大和想象。我自认为弄懂了当地的交通、气候、穿着和饮食,并学习像任何一个当地人一样生活,就可以短暂地被这个地方所留住。这应当并不是真的。前一晚我还在圣地亚哥,从游客蜕变为当地人的那个特殊时刻和场合是我往武器广场的方向走去时,被一栋奇怪的建筑吸引,走进去原来是一个螺旋形上升的商业楼层,每一层楼皆是鳞次栉比的理发、美容、美甲等集合型商铺。我从未见过如此高度同一的密集型商业模式,在任何一个密集型商业区,不管大型还是小型,生态总是丰富多样,形成有竞争亦有互补的良性反馈模式,而这里——你能想象走进了一栋有差不多上百家理发店的大楼?!但它们依然欣欣向荣,每间店铺都有顾客充盈其间,有些甚至要排队等候。这里几乎没人懂英语,我还是随意走进了一间并强行让人给我做了个指甲。走出美甲店后得出的结论是,智利的电视剧和中国的一样糟糕。如此,我又强行走进了一家服装店把全身行头都换成了南美大妞风格,并坚持和不懂英语的智利小伙搭讪,询问其审美意见。继而波西米亚地走入了TripAdvisor上排名第三的红酒品鉴餐厅喝了个囫囵吞枣,并且成功地被一对从伦敦来的夫妇认识。多了一个在伦敦可以借宿的地方。我后来把自己的这个本领归结为一种强奸异乡生活的能力。可是在整个的复活节岛,我找不到这个神奇的时刻,让我能够强奸当地,暂时显得不那么出离。也许是因为这里太孤绝了,也许是因为这里的种种细节又没那么孤绝——我某天的导游用的手机是Lenovo,诸如此类的。这是个很奇怪的地方,最后我只能说。它并不真正与世隔绝,反而因为接纳了全世界的东西显得不伦不类。同时,它本身又没那么有生命特征,远远不及冰岛这样真正不近人间之处,我是说,一些石像而已。

  修完热水器的那天晚上岛上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差不多每小时都会被惊醒一次,雨声浩大,时间缓慢,我感觉自己被永远地抛弃在了这个太平洋的孤岛上。雨持续又下了一整个白天,我不得不待在房间里,直到下午才决心要出门寻找网络,因为必须要处理一些工作事项和购买接下来的航班。等我找到一家网吧,处理完事情又返回房间时,才发现我并没有把落地窗关上。巴勃罗白天的工作是一名导游,在头天他不仅把整个岛大致的状况和我说了一遍,还告诉我,如果说在这里有一点什么好,那就是你不用担心任何安全问题。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出门都不用锁门。出于亚洲人天生的防备心,我是在发现落地窗没关后才逐渐相信了这件事。复活节岛的一切东西都要从大陆运过来,包括电——他们的用电依靠石油。每四个月船只会把无法燃烧的垃圾运回去,岛上的人们尽可能回收利用一切东西。“你是怎么忍受待在这里的?”我非常不礼貌地询问我的导游,她是一个有耐心、慈祥的中年女性,每到一处景点,就把我们放下去,然后像牧羊人一样安静地待在树荫下等我们回来。“我觉得这里没什么不好的。”“那么那些年轻人呢?他们总不会耐得住寂寞。”“我的孙子孙女现在和我待在一起,不过他们的父母都在大陆。还是有年轻人愿意待在岛上的。”“那么这里的教育呢?”“教育只到高中,想上大学的话他们得去大陆。”我的导游盯着远处的小岛,那是名叫Motu Nui的小岛,18世纪后期每当春天来临时,一种名叫Manutara的鸟都会在这个距离复活节岛2公里的岛屿上产蛋,各部族会派遣自己部族的鸟人趴在蒲草舟上划行过去窃取鸟蛋,第一个能将鸟蛋完整带回的部族将有权支配这一年岛上的资源。“这里多美呀。”她出神地盯着大海,“他们管这叫太平洋蓝。”

  我住的民宿是一个年长的女人独自经营的家庭式旅馆,由于不懂电脑,需要巴勃罗帮她处理网络订单和充当客服。交换条件是她帮巴勃罗找到岛上的头份工作,并提供给他一个庇护所。他可以自由出入这里,把这儿当作家。他在大陆出生,却跑到这个孤岛来谋生,我管他叫岛漂。头次见面的时候,巴勃罗能够非常迅速地通过我说的话写出对应的中文字,我起先以为这是一个南美人对于神秘东方文字所产生的一点儿小兴趣,类似于……我们多少都懂几句日语。等到了最后一天,由于我已经退宿,又不想再顶着太阳出门消耗体力,便百无聊赖地待在客厅看书,那会儿我正好看完何伟的《甲骨文》,转而开始看《江湖丛谈》。人就是这么贱格,只有跑到距离祖国无尽遥远的地方,才会突然慈悲为怀,在文字里遥看自己。“你看起来很无聊。”“是的。”我放下Kindle,巴勃罗穿过客厅,他刚刚结束自己的一个Tour的向导工作。这几天我几乎没怎么见着他。“想聊聊吗?”“好啊。”“你看起来不是很开心。”“是的。”“为什么?”我无奈地想了一下,然后问他,“你们是怎么忍受没有Wi-Fi这件事的?”

  我诅咒复活节岛。我诅咒世界上每一个没有Wi-Fi的地方。

  从亚洲去南美需经北美或是欧洲中转绕道。我从北京飞到纽约,在纽约胡吃海塞了一个礼拜,每天不是看展览就是和朋友聚会,试图忘记接下来要去南极这件事,作垂死的挣扎。实际上,自从差不多一年前报完名后,我先是度过了一段每天早上一睁眼大脑就开始自动播放前一年度南极马拉松比赛视频、继而焦虑地直接从床上蹦起的日子,然后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自我麻痹时期,除了每月还信用卡的时候(因交完报名费而陷入了经济窘迫),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南极这件事。2月,我去东京跑了东马,膝盖受伤在30公里处而没完赛。6月,斯德哥尔摩,头次跑进了5小时。10月底,上海,把用时又稍微往前拉了一点点。起点太低,每一次比赛都是PB。除此之外的这一年,我过得并不顺利。——其实几乎很难说有哪一年是顺利的。除了埋头写东西的时候,几乎都是心灰意冷。好在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东西。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不过这并没有让我开心起来。“我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快乐了。”我和一个朋友说。他安慰我,“我在27岁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然后你发现这是真的。”我说。

  除了写过的几篇小说,跑过的几场比赛,认识的几个人,我对这一年发生的事印象模糊。也很难说对哪一年印象深刻。过去的事我都不太记得了。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在一片茫茫大雾里,既看不见过去,也看不见未来,只能看见现在,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往正确的方向走。你不知道走下去会到哪里,但好像也没办法停下来。五分之一的时间里,我盲目自信,觉得自己相当重要。五分之四的时间里,我只是等待。就像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等待11月的到来。为此,我必须持续在北京的夜里跑步。每当雾霾浓重的夜晚戴上口罩出门,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惨烈的战士。我跑得不怎样,只能算马拉松入门选手,但为了不在南极死得太难看,我只能在已经忘记南极这件事之后,让训练成为潜意识下日常规训的一部分。现在我可以说了,跑步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之一。

  到了8月之后,我又重新想起南极这件事了。于是我又重新陷入早上一睁眼就是孤山雪地的画面的状态。如此过了仨月。一开始跑步是为了缓解对主业的焦虑,到后来跑步这件事也成了焦虑的一部分。人类真可笑。8月后赛事主办方开始频繁给选手们发邮件,周知事宜,签署文件,杂七杂八的各种事情。有一份文件需要除我本人之外的另一个见证人签署,成年人,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找谁帮我签,北京太大了,我感觉我和这里的任何一个朋友的交情都没有到让其为之跑出门一趟签一份文件的地步。最后我翻查手机通讯录,找出了一个跟我交情不深但住得离我最近的朋友。虽然对方已经对我在社交网络上取关,但她还是同意了。为此我们的友谊残存地继续着。

  在纽约告别了一干朋友后我从利马和圣地亚哥中转至蓬塔。举办比赛的说是一家公司,实际上只是一个人,爱尔兰人理查德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也是灵魂人物。我是从南极回来以后出于好奇检索了他,才知道原来他本身就已经是个传奇,发明并创造了各种类似于四天跑完七大洲马拉松的纪录。和他通邮件通了差不多一年之后,我在蓬塔终于见到了他。当时是我到达的第二天一早,我刚起床,脸都没洗门就被敲响了,他和一个摄影师进来检查我的装备。“你好,我是理查德。”“你就是理查德?”“我就是。”直至此刻我才有种梦境终于成为现实的感觉,虽然我没戴眼镜几乎看不太清他的样子。“一切都很好。不过你最好再买一副更厚的手套。”理查德检查完我的装备说。

  这之后我频繁需要和理查德打交道,因为同来的中国选手因语言、时差和保险等各种琐碎事务出现问题,我不得不一而再地找他,最后一次在前台打电话请他下来时我感觉他的耐心已经快用完了,我连连道歉,他只是温和地说,“放心,我们不杀信使。”他是我认识的最温和、低调、谦逊的大师之一。为此,在刚从南极回来后,我一度着魔般地想要再次报名次年的北极马拉松,倒不是为了再获得一枚奖牌,而是为了追随理查德。最后因为实在交不起报名费而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一度因为这次竟然一下去了五个中国选手感到不爽,在此之前,包括N在内只有三个中国人完赛,本来我满可以挤进前五,现在一下子变成前十了!在蓬塔的第二天我陆续和其余四个人见面认识,M、W、Z和S,实际这四个人彼此早已相识,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地跑马拉松若干年,共同参加过不少比赛。跑马拉松的圈子其实就那么大,我每次参加比赛认识新朋友后,总能在一段时间后在朋友圈发现,卧槽你们也认识?!在我见到这四人之前,通过对他们朋友圈的观测,感到非常地怅然若失,一个倾家荡产为了自我救赎获取心灵的净化提前解决中年危机的我,突然间发现自己似乎不是去南极跑马拉松,更像是参加了一个长江商学院。总之非富即贵,令人心碎。

  前一晚刚刚到达蓬塔被自己跑到了世界的尽头这样一种意境所陶醉不已的我,沉浸在小情小调感怀伤逝宏大正义中的我,在认识这四个人之后很快扭转了画风。准确地说,是理查德很快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画风:自由散漫,毫无纪律。中国人很快成为这个五十人的世界各地选手组成的小型团队中非常鲜明的一小撮。而我受制于内心对理查德的崇拜起初对身为这样的一小撮中的一员感到颇为羞愧,积极承担起了小队长的责任:开会和传达会议精神,以及努力让所有人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开什么玩笑,我一直以来都是不良少女啊!怎么突然成班长了?但他们的慷慨大方很快将我收买了,非富即贵,你想想。而自从在飞去蓬塔的机场等待飞行时我们买了两副扑克——这是我沉沦于这个画风的开始,在其余十二个国家选手的眼里,这些中国人就构成了一幅密不透风的画面:无论在哪儿,他们都在热烈且聒噪地玩一种叫做掼蛋的扑克游戏。

  11月是南极的夏天。这时候南极内陆通常的气温在-35~-20℃,气温受风速影响很大。我们在蓬塔集合后,开了两天会,认识其他五十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疯子,检查装备,学习简单基本的在南极生存的知识,然后等待。在预定要飞走的前一天,我们接到通知,必须在集合出发的酒店随时听令,因为飞行完全取决于天气,气温和风速决定了视野,飞行员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才会飞行。M、W、Z和S都窝在我的房间,因为只有我成功预订到了主办方及集结地点的同一家酒店。大家都有些焦躁不安,等待7点到8点半之间的邮件通知。最后通知我们还是按照第二天的预订时间飞行,所有人都疲累极了,最后五个人在我的房间同榻共枕凑合了一晚,准确地说是先卧谈了半个晚上——年纪最大的是W,五十多,某上市公司首席财务官,性格如同顽童;Z是成都一个广告公司的合伙人,一双儿女的母亲;M做生意,相貌不俗,身材奇佳,又很爱打扮,我一度以为他是Gay,结果发现是位非常质朴的直男;S是某互联网金融公司创始人,一直显得心事重重,我们随后八卦他是为情所困,此次来南极身怀其他目的。我,一个倾家荡产为了自我救赎获取心灵的净化提前解决中年危机的Loser。我们卧谈那叫一个甚欢。

  四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南极大陆的联合冰川营地,这是去南极点和文森峰的必经之地。除了远处灰黑色的山峰和眼下的白雪,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任何活着的生命。那些看上去就在眼前的山峰实际上离我们远得很,最近的也有两公里。我们两人一间帐篷,帐篷比我想象的宽敞许多,两张行军床中间还有一张桌子。晚上我们睡在睡袋里。那些睡袋非常厚实暖和,我并没有遇到N之前提醒的晚上睡觉会非常冷的问题。有时候甚至热得得把胳膊伸出来。在南极我睡了这几年最好的几觉,因为实在是太安静了。后来达克——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在脸书上写道:“在南极我不得不尽量小心翼翼地走路,以避免靴子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吱吱呀呀声会破坏这片神圣的静逸。”我是在待了好几天后才猛然想起找出耳机开始听音乐的,那会儿我正在往我们在营地的餐厅——营地最大的那个帐篷——走去,音乐响起的时候我愣在原地,如果你磕过药的话,我是说我没磕过,不过我听说嗑药时听音乐你会感觉以前听过的音乐都白听了。在那时我也是这个感觉。由此看来南极本身是个巨大的降噪耳机。

  我们原定于到达南极的第二天进行比赛,但这也因天气推迟了,营地的科学家告诉我们第三天的天气更适合跑步。于是我们继续等待。在营地并没有太多可做的事情。有小型图书角,不过摆放的绝大部分是和南极有关的书籍。大部分时候我们在餐厅待着。在营地可以洗澡,全程手动,一次可以洗三分钟。到了第二晚我因忍受不了想要洗澡时,他们极力将我劝阻住了,为了避免在比赛前感冒,节外生枝。所有人都开始向着原始人的方向发展。我们到点吃饭,到点睡觉,到点在餐厅一起坐着发呆和打牌,对话非常弱智无聊。好像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智力低下的单细胞生物,但这样倒也非常幸福。大脑空空,大腹便便。有时我们是在帐篷打牌,M和W是野生佛教爱好者,打牌的同时W会放心经当背景音乐。我终于忍不住呵斥道,“能不能不要在打牌的时候放这玩意儿!”我出离自己审视这幅画面,四个中国人的帐篷里传来的心经背景音乐响彻整个营地,同时他们既非在里面打坐亦非冥想,而是在里面打掼蛋。饶了我吧。我们可是在参加一个世界顶级马拉松比赛啊!

  到比赛那天,我觉得所有人迫切想要跑完这42公里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跑完就可以洗澡了。比赛路线大致是以营地为起点跑两圈,一圈是半程。前一晚我们开会时科学家们已经跟我们分析了路线的细节,诸如跑到哪些部分会有强风,有人的补给点和无人的补给点大致在什么位置等等。前一天我们跑了几公里热身,比赛的难点倒不在温度,当你跑起来的时候,会散发大量的热,我们跑了一小段就汗流浃背。真正的难点在于,因为是在雪地上跑,毫无借力,不仅速度会很慢,还会消耗大量的体力。雪地不够平坦,一脚深一脚浅也会让人感到随时有失去平衡的风险。

  毫无疑问,来参加比赛的人几乎都有着大量的比赛经验,有不少是来刷七大洲俱乐部成就值的。在蓬塔头一次开全员会议的时候,我推开酒店大门先是因为在大厅里突然看见这么一大拨人而感到非常兴奋,像跳入海洋球的小朋友一样加入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和每个人聊天搭讪,了解他们简短的一生,随后就陷入了担心:我会不会是最后一名?看起来这很有可能。随后的几天我一直在这种担忧中,直到后来我得知了两个消息,第一,我们中有一个超级大神,差点入选本届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全马最好成绩是2小时17分。第二,我们中还有一个人毫无经验,南极是他第一次的马拉松比赛。前者非常好辨认。他叫盖瑞,来自爱尔兰,体格精瘦袖珍,总是形单影只,沉默寡言,看起来自带一股神秘冷峻的气场,令人难以接近。到南极后,我们所有人基本都处在咋咋呼呼的旅游者状态里,大家好像不是来参加比赛的,更像是来参加一个社交大趴,只有盖瑞始终紧绷着,像一头养精蓄锐的豹子。

  而后者呢?理查德没有说他是谁,他放出这个消息只是为了让类似我这样的家伙别太紧张,自然不会公布那个人的姓名。不过,随后我意外得知了他是谁。那是一个来自蓬塔本地的选手,我们在餐厅门口聊天时他非常腼腆率直地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比赛。我安慰了他两句,就非常开心地回帐篷去了。

  澳大利亚人达克是和我最熟悉的一个选手。实际上我并不太想和他玩,他身上总有一股过于抒情的文艺青年气质,让人无所适从。我们最开始是在去南极的机场里认识的,介绍了彼此后,他问,“所以你写的是什么样的书?”我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的?”“哦,是通过网站上的简介。”我这才发现,原来真的有人把南极马拉松官网上的每个选手简介通读过一遍。他说自己也在写一本书,希望能和我聊聊。达克身材修长,长着一副非常接近亚洲人的面孔,学习语言学,会说六国语言,曾经在印度生活过许多年,然后一路迁徙,最后到了澳大利亚,妻子是越南人,育有两子,大儿子在学习小提琴。我会这么了解是因为从南极回到蓬塔后,我在蓬塔又待了几天,去百内国家公园玩了一圈,在蓬塔的最后一天,达克请我去他那儿吃了顿饭。一开始我并不想去,因为从南极回来后,我非常失落,整日待在酒店闭门不出,自我反思和厌世。W、M、Z在回来的第二天中午就匆忙登上了回圣地亚哥的航班,由那儿中转回国。一直出离于我们的S自然也不会再和我联系。无论如何,和我相比他们与世界的联系要密切许多。W身居要职,某一晚我们几个散步去找餐厅吃饭时,W感叹,“要在深圳,我是万万没有这样陪你们散步的机会的。”Z在南极每天都要和家人打很久的卫星电话,一有网络头件事就是和两个孩子视频。M最潇洒,不过他没心没肺,看上去永远不会不快乐。他们总是用不完卫星电话的时间,就让我去打,只是我枯坐在电话亭,想来想去最终打出去了三通电话,都极简短,主要是为了摘得在南极打卫星电话这样一个成就值。在离开蓬塔前一晚,我和W、M三人深夜出去谋食,这个小得可怜的海滨城市所有的店都打烊了,最后我们一路走到了整个蓬塔最豪华的那栋建筑,它伫立在这个破破烂烂的南美小城之中,简直像废墟中的巴别塔,格格不入。我们这才发现这是一个酒店——还能是什么呢,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也有这样一栋与当地气场极为违和的现代建筑,不过要美观许多,而且是个音乐厅。不管怎样,我们走了进去,顶层的Skybar还在营业,全世界酒店的Skybar应该都差不多。我们找了个位置坐下,服务非常差劲,大概因为这个点真的只有这里还营业,所以人满为患,服务员应接不暇。好在食物尚可以,我们喝了点酒,现在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话,只觉得前一天还在不似人间的南极,后一晚就坐在那个浮夸的夜店听着糟糕的电子乐,这感觉太恍若隔世了。在这种极为迥异的环境之间穿梭,有时候我能努力地适应,有时候则感到迷失。

  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我先是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像主机游戏的主角般晃荡了两天后回到了已经陷入雾霾绝境之中的北京。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的时候,我从窗户向外望去,好似来到了寂静岭。

  在北京,由于恢复了坐地铁的习惯,我又开始使用Kindle了。如果说冬天有一点什么好,那就是你可以穿带有很大的口袋的外套,什么都可以塞进去,包括一个Kindle。当你出门时双手空空,你就觉得自己和这城市紧密联合在一起,以天为被以地为床,无论把你扔在哪里,都可以步行回家。夏天时我通常就带一把钥匙和一个手机。从南极回到蓬塔,又从蓬塔回到智利中部后,我就又回到了夏天,在圣地亚哥、复活节岛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我就只带着钥匙和手机乱转,同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微笑打招呼,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了南美大陆的一部分。我在地铁里看一本名叫《巴托比症候群》的书时豁然开朗,这是一本游戏性质饶有趣味的獭祭书,虚虚实实列举了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家无一例外都是巴托比症的资深患者。所谓巴托比症,就是指那些拥有写作天赋或已经取得写作成就的作家,某一天起却拒绝写作,开始了长达几十年之久向写作说“不”的生活。卡夫卡、塞林格、兰波、梅尔维尔都是如此。对我来说,这本笃定地肯定失败者的小书,无异于比去趟南极要来得安慰许多。也便宜许多。我买的是亚马逊的电子版,只要12块。在塞林格长达几十年的不动笔的时间里,他在干嘛呢?我不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罹患巴托比症的首要条件是,你必须已经写出了一本《麦田捕手》。

  在酒店送走M他们之后我回到了一个人的房间,一开始我非常不耐烦和人相处,现在则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安静。大概是这种共同经历所缔结的友谊促使我在最后一天赴了达克的晚餐邀约。他独自租住在离我酒店不远的一个公寓式旅馆里,进门我微微吃惊,促狭的客厅中央摆好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餐桌上摆盘精致,我颇觉得有些尴尬,因为这看上去过于浪漫了。不过这不影响我和他大吐苦水——我和每一个人散发负能量,这持续有一段时间了,他只能跟我说一些心灵鸡汤。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人眼里一切都是心灵鸡汤。只是我最后认识到这位目前自由职业的两个孩子的父亲的的确确是自由、无用且不感到一丝焦虑的。不过在当时,这顿晚餐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我们中午12点起跑。我很快发现想要按照前一天热身跑时估摸的配速是不可能的,我的速度不断降低。在到达第一个补给点前所有人之间的差距就被明显拉开了。难度越高,标准差越大,离散程度越大。补给点提供的东西相当丰富,饼干、巧克力、各种坚果,热水和可乐。他们甚至在雪地里搭建起了简易的厕所。第一个补给点大约是6公里处,我们的三层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我也得不断调整雪镜试图让雾气散去。路上风景奇异,在远离营地的地方能看见更为空阔浩淼的景象,像是在外太空的异星球,若有上帝俯视,这画面一定相当可笑,在巨大的宇宙背景下,一列渺小的人类哼哧哼哧地跑着,做徒劳的无用功。前半程结束,我回到营地,感觉已经耗尽力气,加之衣服湿透实在难受,我跑回帐篷换了身内层衣服,出来的时候,恰好看见盖瑞冲刺终点的那一刻。理查德、摄影师等人上前同他拥抱。他非常淡定,神情木讷,既不喜悦也没体现出任何疲惫。重点是,他仍然是跑着冲刺的。我看了眼手表,3小时17分。“准备好了?”“嗯。”补给站的人点点头,把我的姓名在本子上勾掉。我回到跑道上,继续上路。

  我知道后半程更加艰难,脚步沉重,但此时你除了完成这个42公里的挑战,没法停下来。也许我就是因为半途而废、始乱终弃了许多事情,才试图用这样一种自我折磨的办法把自己逼到一条不得撤退、没法掉头、也不可能停在原地的窄路上,不管多痛苦,你都得完成它。

  从南极回来之后再次开始跑步已经是我在复活节岛的最后一天。复活节岛也有马拉松比赛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好奇,我不知道这个比赛要怎么规划它的路线才能让人跑完42公里。如你所知,它实在是太小了。最后一天我沿着另一条不会出现在任何Tour的路线跑到了海岸边,然后又跑回来。因为大约在三个月后在日本名古屋还有一场比赛要跑,我不得不保持一定的练习。每当此时我都会咬牙切齿、真真切切感到后悔,在那一刻到底是怎么鬼使神差就决定要报名?这些提前许久报下的比赛,把我未来的时间切割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得不跨越的点,在点与点之间,我只能等待。

  “你知道,既来之,则安之。”在我抱怨岛上的网络状况后,巴勃罗安慰我。“我觉得非常焦虑。”“哦?为什么?”“因为我想工作。”巴勃罗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吧,你愿意来后院聊聊么?我饿了想吃点东西。”于是我们穿过厨房,他给自己弄了点儿吃的,我们在后院坐下来。巴勃罗打开他的笔记本,“嘿,你知道‘忘’为什么写成这样吗?”“不知道。”“上面一个‘亡’表示死亡,这表示你心里有东西死亡了,所以就是忘记的‘忘’。”直到这时我开始真正惊异于巴勃罗的中文造诣了:我在这个距离最近的大陆也有3700公里的太平洋孤岛上,居然认识了一个通晓中国文字的智利人!而且,他在教我说文解字。“那么你知道‘息’为什么写成这样吗?”“不知道。”“因为‘自’像一个鼻子,人们说到自己时总会指着自己的鼻子,所以‘自’表示自己,你的心脏跳动,鼻子出气,所以是‘息’。”

  “太邪门了!”我跳了起来,“你是从哪儿学到这些的?”

  “我在日本待过两年。借宿的人家男主人是个老师,我是跟他学的。”

  我这才知道巴勃罗知晓的中文字实际是日本汉字。因此他并不通晓中文,知道的实际是日文。不过这也足够我惊异好一会儿了。除了日语之外,他还会意大利语。不过他同样没有去过意大利。“我觉得你应该离开复活节岛。”我说。“我的确在考虑去个新的地方。”他介绍了一个网站给我,Workaway,我这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网站:你可以提供工作给世界各地的人,也可以在上面找到世界各地的工作,它们多是类似农场主或是家庭经营式的生意,招募的多是帮工,提供食宿,或支付一定的酬劳。“哇哦,这真是太棒了!”虽则这么感叹,我却想我是万万不会应聘这些工作的,即便维特根斯坦教导我应该去劳动,而非整日价思考。“我在考虑下一站去塔希提。”“又是一个岛。”“嗯,又是一个岛。”

  “所以你究竟遇到什么困难了呢?”

  我看着他,叹了口气。要说明这问题多么困难啊。我简要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状况和工作,“你瞧,我想拍电影,不过首先我得先写好小说。”

  “那很好啊,你已经有目标了,还有什么可焦虑的呢?”

  我无言以对。我们感慨了彼此的生活,但都知道对方的生活对自己并不真正具有吸引力。最后只能祝彼此好运。于是我站起身来,“我想趁最后几个小时去外面转转。”

  我踱步到了岛上主干道的海岸边上。这里经营着几家潜水和冲浪俱乐部,潜水者和冲浪者在阳光下交谈,我在海岸边坐下。航班是晚上十二点的,现在是六点,我还有好几个小时可以发呆。复活节岛的日落相当晚,大约要到八点以后。我吹着海风,看着远处波光粼粼的海面,许久未见的语感突然降临在自己身上,每当此时我就会被附身一般,迸发仿佛压根不是自己写出的句子。奇怪的是,在我的一生之中,恰恰只有这些不属于自己的时刻,才让我感到在真正地活着。

  比赛的后半程相当困难,一开始我还试图跑跑走走,过了第一处补给站就只能开始走,这时已经很难遇见其他选手了。另一个事情则是随着运动活力的下降,散发的热量也开始减少,我开始体验到寒冷的力量了。这驱使你不得不继续前进,必须赶在身体失温前到达终点。到了最后5公里,前后已经看不见任何人。我路过了最后一个补给站,上了趟厕所,没敢进行补给,和补给站的人打了个招呼开始最后的一段路程。走了一段猛地抬头,太阳正照耀着整片冰雪覆盖的大地,另一边的天空则呈现异常纯净的蓝色,我感觉自己并非存在于地球上,而是存在于宇宙中。这片从未见过的异象让我不受控制般开始分泌泪水。既非感动也不是难过,而是一种人类之于自然的臣服。我心想,人类实在太不值一提了。在如此不值一提的生命里,应该做那些稍微值得一提的事情。

  但此时,坐在海边,我并未回想起这一幕人生所见最壮观的太阳,也未想起穿过终点线后理查德和已经达线的其他中国选手给我的拥抱。赛事后我鼓起勇气去和盖瑞搭讪,“你是怎么做到的?”“我16岁开始跑步,现在我37岁。”他的回答简短有力,我已经知道他的职业是一位幼教老师,也发现他远没有我想的那么高冷,只是不善社交,实际上,他身上那种老实人的气质要多过杀手的气场。不,我想起的也不是这个。我记得自己曾经问过一个朋友,你的使命感是什么?他老老实实承认并未找到。“而且使命感这个词让我感觉羞愧,是怎样的自负才会说自己有使命感?”这让我想起N的那句话,“我都不好意思谈到这个词,虚无!”我只好继续问那个朋友,“那么这时该做点啥呢?”“等待。”他说,“总有一天你会知道你应该做什么的。在此之前你只能等待,有点耐心。”不,我想起的也不是这个。我想起的是,在南极,我们四个中国人挤在一张帐篷里,把那张小桌子移到中间来,一张床坐俩人,穿着厚实的外套、裤子和靴子,看起来像四个野人。这四个野人在心经的背景音乐下热火朝天的打着掼蛋,丝毫不理会南极的奇景,也不理会这Remix版的心经是有多破坏氛围。

  “能不能把那玩意儿关了!太他妈影响打牌了。”其中一个野人怒吼。

  想到这一幕我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眼下看起来我要等到夕阳还得花很久的时间。是的,关于南极我一个字也不打算讲。

作者: 编辑:郭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