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仁毅《湘雨黔云至友情》

2019-01-22 16:52  来源:多彩贵州文学网—贵州作家

  沈从文先生与我的父亲蹇先艾是交往了六十多年的至友,感情笃厚,真可谓是“湘雨黔云,互仰文华”。他们有许多相像的地方。两人都是二十年代只身赴北平求学谋生的异乡人,从文先生来自湖南凤凰县;父亲则是由贵州遵义来京。他们一个住在东城北沿附近,一个则住在西城的武功卫。从文先生初到京时寓所非常狭小,自称为“窄而霉斋”;父亲的住处也只能放得下一张小床和一张书桌,当然也免不了“窄、霉”二字。从文先生当时生活十分拮据,他曾写信向北大教统计学的作家郁达夫求援,郁达夫去看望了他,请他饱餐了一顿,还送了他几块钱,这对于当时处于逆境的从文先生来说,帮助是很大的。不久从文先生用“休芸芸”这个笔名连续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些散文,郁达夫很赏识他,曾专门在《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信》,从文先生的文才还同时得到著名哲学家林宰平先生赞许,并一再向徐志摩和陈西滢推荐。当时父亲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每日的中餐只是两个烧饼、一杯开水,以填辘辘饥肠。父亲当时也受教得益于徐志摩和陈西滢。他们的文学生涯都起步于北京《晨报副刊》,从文先生最早的小说《屠桌边》、散文《遥夜》和父亲的第一首诗《二闸纪游》都发表于此刊。从文先生在家乡时,曾在旧部队当过上士司书和屠宰税务员,也做过报社校对,生活阅历广,观察力又十分精细敏锐,虽然只是一个小青年,但已经结识了许多“下层社会”的朋友,他才思敏捷,投稿多,作品富有文采,以抒写湘西男女青年的人性美、人情美和少数民族风习见长,独具峭拔简洁的艺术风格,大家都很佩服,1926年便在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散文集《鸭子》。父亲当时写作也很勤奋,小说曾得到过鲁迅先生的评价,多是贵州乡土人物风情的回忆,但结成集子《朝雾》出版却晚了一年。

  从文先生和父亲是在《晨报副刊》的投稿中相识的。远离故乡“孤鸿”的相同命运,生活拮据,为几角钱的稿费而喜悦和文学上的志同道合把他们连在了一起。从文先生告诉父亲说:“我与贵州是有些缘分的,我是苗族,你们贵州是苗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另外,我的祖父沈洪富清同治二年曾在贵州任过总督,但廿七岁就病故了,不然,也许我也会出身在贵州。”

  那一时间,他们来往十分频繁,他还介绍父亲认识了常和他在一起的作家丁玲、胡崇轩(即胡也频)和诗人刘梦苇。父亲早年的散文《吊一位薄命的诗人》中,就描述过那次与刘梦苇认识的经过:“从文约我和朱大树、刘梦苇在东城的一家饭馆吃饭,当时在座的还有黎锦明、木冉晋之。我们交谈了很多,而且在诗的看法上,不谋而合(指他和刘梦苇),两人合起来和黎锦明展开了争辩……”当时从文先生年长几岁,加之又是宴请的东道主,因此,没有介入,只是在旁含笑静观。

  1927年,从文先生离开北京,去上海、武汉、青岛的几所大学任教,父亲留在北京,两人之间的来往便少了许多。待至三十年代中,从文先生编辑天津大公报《文艺》周刊时,又回到了北京,由于他多次向父亲约稿,打交道又多了起来。那时,从文先生除编《文艺》周刊外,还和杨振声在西斜街编教科书,有时他抽空来武功卫父亲的寓所聊天,父亲也常去西斜街找他,但多是清淡的以文会友。

  抗战以后,父亲离京返老家贵州遵义,他们就只见过一面,是从文先生取道贵阳去昆明,专程在贵阳停留看望老友,虽人己中年,但身体尚健,两人一起游了贵阳的名胜古迹——东门外螺丝山的阳明祠。至此,也就音信鲜通了。

  解放后,父亲经常去北京开会,他们又有了往来。1951年,父亲和西南代表团的作家一起去北京参加第一届第一次中苏友协代表大会,他曾带云南的青年彝族作家李乔去看望过沈从文。那时,沈从文先生的遭遇很不好,是住在故宫的一间又冷又阴暗的厢房里,当父亲和李乔走进厢房时,感觉冷气浸骨,与外面风和日丽的气候极不调合,厢房里塞满了密密麻麻的旧木柜,仿佛已没有了空间。父亲和李乔透过柜子间的缝隙,发现了里面的一位“寂寞面壁的老憎”的影子,便非常高兴地叫道:“沈从文!”那“老僧”的面壁静思,被突如其来的一声叫喊打破,惊愕地抬起头一看:“哦,老蹇!”脸上随即露出笑容,两位老友已经有十多年不见了,他们久别重逢,真有说不尽的喜悦。从文先生本想招呼父亲和李乔坐下细谈,奈何这阴冷的厢房里竟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沈从文提议一起到故宫隔壁,阳光灿烂、花草遍地的中山公园去走走,于是三人信步离开了故宫的厢房。当时,由于“左”的政治思想影响,致使从文先生郁郁不得志,他不合时宜地身着一件旧蓝布长衫,与当时大家时兴的干部中山装极不调合,但从文先生一贯“我行我素”,根本不管别人有什么看法。也就是在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年月里,作为一个学者,他照样执著地追求,写出了大量文物方面的学术著作,一本本地集结出版:《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明锦》、《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装研究》等。

  离开故宫的厢房,两人并肩走在一起,滔滔不绝地回忆起当年的相识、交往、《晨报副刊》投稿时建立的友情,也谈到了两人交织着的幸与不幸、得意失意、悲与欢,像有说不完的肺腑话,叙不完的友人情,一直走进中山公园,李乔都没有能插进一句话。

  父亲除了与从文先生的友情之外,对他的才华是十分佩服的。他特别赞同李健吾对沈从文的评价:“他热情崇拜美。在他艺术的制作里,他表现了一般具体的生命,而这些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父亲还特别喜欢他写的湘西沅水一带的那些人物和生活,并说自己的作品与从文先生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并非常惋惜从文先生的才华没有能得到发挥。因受“左”的思想的压力,父亲有些审慎地善意劝慰从文先生:“沈老,我对你的作品并不一概否认,今后你还应该提起笔来写一写。”从文先生大有“曾经沧海难为水”之感地苦笑了一下,说:“先艾兄,谢谢你的好意,我对我的作品是一概否定,现在是提倡描写工农兵,提倡无产阶级的文学,我还能写什么,我算是彻底告别文坛了”。李乔是非常尊重沈老的,也特别喜欢他那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作品,因此,也在旁边插一句:“沈老,你应该写。”从文先生没有作任何回答,但眼光里透出了对朋友真诚关心的谢意。他伸手看了一下表说:“时间不早了,我们去吃饺子吧!我来当东道主。”

  这以后,父亲和从文先生又恢复了来往,时有书信相通。据父亲回忆,从文先生的来信中除了叙旧情、谈家事也谈一些文学问题,其中有一封信较长,评论了贵州省文联集体编写,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挡不住的洪流》言词中肯、确切,相当有水平。只可惜这些信件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抄走。估计早已付之一炬了,真是十分可惜。

  “十年浩劫”中,他们当然断了联系,而且两人都没有逃脱被荡涤的厄运:从文先生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多次批斗,罚扫厕所;他写出的那部《中国古代服装研究》也被歪曲为大毒草,几次被抄家,他在东堂子胡同的三间住房也被强占了两间,书稿图籍、文物古董也被抄走毁掉。1969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沼泽地区守果园,一年之内住处搬了六次,折腾之大,实叫人难以忍受,但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的心思还是照样放在《中国古代服装研究》上,凭记忆考虑内容的增删,并将书稿中的多处疏漏和错处笔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虽后因年老多病照顾回了北京,由于房屋未能解决,因此,老夫妻俩分居两处,两地相距两里之遥,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父亲“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被打成“黑作家”、“反动学术权威”,同样被扫地出门,抄家和罚扫厕所,并被送到黔北的湄江五七干校……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两位老人得到解放,全国文代会提供了两位老友在北京重聚的机会。这一次见面,又相隔了十几年。“文化大革命”给两位老人的迫害、折磨、创伤是难以言状的,但毕竟成了过去,他们虽都已步入古稀之年,但心理却感觉年轻了许多。

  1981年,从文先生写了一张条幅送给我父亲,抄录了他下放湖北作的一首古风:

  劲风吹枯草,岁暮客心生。

  老骥伏枥久,千里思绝尘。

  本非驰驱具,难期装备新。

  真堪托生梦,杜诗寄意深。

  偶作腾骧梦,间尔一嘶鸣。

  万马齐喑久,闻声相转惊。

  枫槭悄悄语,时久恐惊群。

  天时忽晴朗,蓝空卷白云。

  佳节逾重阳,高空气象清,

  不怀迟暮叹,还喜长庚明。

  亲故远分离,天涯共此星。

  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还有一个跋:

  一别数年,幸各健在,因回忆卅八年春赴昆明时,过贵阳,曾造访,彼此似均在壮年,上阳明洞尚能脚步不停,一气到底,不知觉间,忽四十余年矣。人事倏忽变化,在人为风风雨雨中,故旧多作古人,彼此犹能生存,且能于二三年间一相见,可谓天大幸运也。

  七O年下放到湖北双溪《新喜晴》

  先艾兄存弟从文习字时年七十九

  从文先生是作家、历史文物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他的章草相当有功力,因此,父亲对这个条幅十分喜欢,装裱好以后,悬挂在办公室书桌边的墙上,有时欣赏,有时默诵,犹如见到了故?人。

  父亲对由于“左”的政治思想造成从文先生待遇的不公正,心中一直十分不悦,在和一些作家的通信中经常提起此事。他曾和艾芜、沙汀等一起联名向有关部门的领导作过反映,希望能及早解决这一问题。后来,报上报导从文先生的待遇已得到提高,住房也得到了改善,父亲心里感到十分欣慰。

  1986明年,父亲收到从文先生转托姚茫父先生的孙女婿邓见宽同志捎来的口信,说他巳迁入崇文门外的新居,盼父亲有机会赴京时到他那里小叙。父亲很为他高兴。

  1987年,父亲收到了从文先生寄赠的一本小说集《凤凰》,是由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作的序,还附有画家黄永玉的评论文章《太阳下的风景》,但奇怪的是扉页上题赠的落款并非从文先生的笔迹,而是别人所写,但印色鲜明的图章却分明是“沈从文”三个字。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父亲猜想他一定是病重不能提笔了,心里十分挂念。正好那年12月,父亲赴京开会,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从文先生,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晤了。

  那天,还有一个“小插曲”。当父亲和贵州省文联的何文同志按图索骥找到从文先生的住处时,门上挂了一牌子“因病谢绝会客”,父亲熟视无睹,照样敲响了房门。里面一个年轻的女孩开了一个门缝,回答说:“沈老生病,一律不会客!”父亲将一只脚插进门缝里,幽默地说:“请你去告诉沈老,别人可以不见,贵州来的赛先艾总不该被拒之门外吧?”小女孩进去了一会儿,出来打开门,说:“沈老说欢迎,只是不能马上出来相迎。”待父亲和何文在客厅里坐下,从文先生巳从卧房里拄着扶手铜架,步履艰难地走了出来。当女孩招呼沈老坐好以后,沈夫人端出了茶和水果,并歉意地说:“从文最近身体很不好,所以,一般的来人就只能谢绝会见了。蹇老,你和从文是老友了,请都请不来的。”父亲细细端详从文先生,感觉他满面红光,但似乎有些浮肿,谈起话后,发觉他听觉尚好,只是因没有戴假牙,所以说话不很清楚,但明显话语少多了,不像前些年一见到老朋友便滔滔不绝地大谈文物和考古方面的问题。父亲和从文先生都已是耄耋之年,很少有见面的机会,正好同来的何文同志带有相机,便提议合影一张:父亲在右,从文先生在左,夫人张兆和女士在后。想不到这竟成了他们最后的一张合影。胶卷冲洗后,父亲立即将照片寄去,从文先生看了非常高兴。不到半年从文先生便离去了。父亲得悉从文先生去世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悲痛,随即致电兆和女士,并在《新文学史料》上撰文悼念,怀念这位交往了六十多年的老友、至友。

作者: 编辑:郭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