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的条理性梳理

2019-05-10 16:46  来源:贵州人民出版社

  前不久,《汪文学学术作品集(全五册)》在孔学堂正式发布。(详情链接:动态〡汪文学新书在花溪孔学堂发布献礼“世界读书日”)不少读者表现出浓厚兴趣,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更多关于这套学术作品集的内容资料,预售地址也已在文末贴出,喜欢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哦。《汪文学学术作品集》并非是对个人学术作品的简单汇编,而是选择汪文学教授中比较重要、有再版之价值、围绕某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提出核心观点且能自圆其说的专题学术著述进行整理和修订。该套学术作品集内容丰富翔实,切入的角度新颖妥贴,对于研究中国传统古代思想、古代文学的人而言,极具启发价值。

  《汪文学学术作品集(全五册)》

  作者:汪文学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4月

  作者介绍:汪文学,苗族,1970年9月生,贵州思南人,九三学社社员。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曾任贵州民族学院图书馆副馆长,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贵州民族大学学科带头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会副会长、贵州省苗学会副会长、贵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导师。现任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分册内容《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

  与传统学者仅仅将正统论视为一种史学观念不同,本书认为,作为一种观念或理论,正统论既属于史学范畴,又属于政治学范畴。准确地说,它首先是一种政治观念,然后才是一种史学观念。虽然古代中国的正统之争多以史书为载体,通过史家的褒贬书法表现出来。但是,史学上的正统之争是政治上的正统之争的一种手段,并且不是唯一的手段。所以,正统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理论;正统之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合法与非法之争;正统论是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权力合法性理论。本书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探讨其本身的理论结构及其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影响,辨析其与西方权力合法性理论之异同。通过这项研究,一方面试图对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聚讼不已的政治、文化问题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另一方面是藉此发掘出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制度文化资源。

  《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

  本书研究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以汉末魏初为转折点,以汉朝四百年为一阶段,以魏晋六朝四百年为一整体。汉晋文化思潮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在东汉末年,与当时盛行的人物品鉴和尚通意趣,有密切关系。或者说,魏晋之学始于汉末,始于汉末之人物品鉴,起于汉末知识界盛行的尚通意趣。本书力图从汉末魏晋六朝之知识界广泛盛行的尚通意趣之角度,对汉晋八百年间文化思潮之变迁作总体的考察,探讨其变迁之“内在理路”。揭示出在汉末魏晋六朝知识界普遍盛行而又被现当代学术界普遍忽略的尚通意趣,分析这种具有时代精神特点的尚通意趣,对其间人物品鉴、士风、学风和文风的影响。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尚通意趣这个独特的视角,对汉晋文化思想史上的若干分歧问题,对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内在理路”问题,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提供一种可能的诠释。

  《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

  本书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以儒家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基础,旁及由父子伦理衍生而来的祖父、母子、父女、师徒伦理,援用现代社会心理学、民俗学等理论,对其伦理现状形成之原因,从历史、文化、心理、习俗等方面,进行追本溯源的诠释。尤其是对传统民间社会诸多隐而不显的人伦现状,或者是被道德家有意掩饰的人伦关系的真面目,进行充分的揭示和深入的阐释,从而展示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秩序的真实状态。真实地展现传统人伦关系的本来面目,并用现代观点予以充分诠释,是本书的宗旨。

  《诗性风月之光华——传统中国语境中的情爱精神研究》

  本书综论传统中国社会两性情爱关系之,研究传统中国人情爱生活的理想追求与现实的反差,讨论传统中国人诗意化、审美化的人生态度,探讨华夏民族文化心理中的诗性精神。传统中国人的诗性精神,在其情爱生活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研究华夏族人的文化心理和诗性精神在其情爱生活中的具体呈现,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我们认为:诗性精神是传统中国社会情爱生活的基本特征。古典艺术作品是传统中国人诗性精神的直接体现,传统情爱生活是古代中国人诗性精神的间接展现。研究传统中国人的诗性精神,艺术作品是文本依据,情爱生活是鲜活证据。

  《扬雄与六朝之学》

  此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本次为首次公开出版。本书研究之论域有二:一是关于扬雄学术思想文化及其影响的研究,二是关于六朝之学之渊源的研究。简言之,就是关于扬雄与六朝之学之渊源影响关系的研究。通过对扬雄之生平经历、家族背景、师友网络、人生哲学、性情好尚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其影响六朝之学的个人可能性;通过对其学术渊源、思想背景、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学术思想、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等方面研究,揭示其对六朝之学的具体影响。其最终目的,就是证实“六朝之学始

  于扬雄”这个学术“假说”。本书是在《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一书之基础上,在尚通意趣这个大背景下,对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持续研究,其基本观点亦有进一步的深化和修正(即从“魏晋之学始于汉末”发展至“六朝之学始于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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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情爱生活?文化心理?诗性精神

  谈风月,说男女,话情爱,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论题,亦是一个雅俗共赏的议题。在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活中,亦许找不到第二个话题,像谈论风月话题一样,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能够引起不同阶层、身份、种族和不同文化层次、文化背景的人的共同兴趣。的确,无论是在街头巷尾,还是在廊庙高堂,都能听到人们谈论这个话题。无论是高人雅士,还是贩夫走卒,都乐此不疲,津津乐道。

  因其雅俗共赏的特点,因其超时空、跨种族的特性,因其能引起社会各阶层人的普遍兴趣。所以,关于情爱生活方面的读物,读者或以猎奇的态度赏玩之,作者或以媚俗的态度戏说之,因而亦就成了一个浅薄无谓、低俗鄙陋的话题,严肃的学者往往避而远之,唯恐站污其圣洁的学术殿堂和清髙的学术身份。其实,谈风月,说情爱,既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大众话题,亦是一个关于人类本质属性的重大的、严肃的学术课题。

  本书将传统中国人的情爱生活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课题来研究,拒绝浅俗,排斥戏说,是作者的基本学术立场。作者意在通过传统中国人的情爱生活视角,研究华夏族人的文化精神和民族心理,讨论华夏族人独特的诗性精神。换言之,研究华夏族人的文化心理和诗性精神在其情爱生活中的具体呈现,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一、传统中国社会两性关系的研究现状及本书写作缘起

  近代以来关于传统中国两性关系研究的思想背景——作为思想解放斗争之武器的两性关系研究——房中术的研究现状及其媚俗化倾向——婚姻关系的被重视和情爱关系的被忽略——本课题研究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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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而传入中国的欧美文化思想和学术方法,对古代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构成了致命的解构和强力的冲击,前此不曾注意的学术课题,如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妇女生活现状、婚姻制度、情爱状态等两性关系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并引起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一系列中国婚姻史、妇女生活史、女性文学史等方面的著作,先后出版;国外有关两性、婚姻、爱情等方面的著作,亦逐渐被引进、翻译和出版。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中囯社会的两性关系和婚姻状况,特别是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成为此间思想文化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传统中国婚姻制度的批判,对传统中国社会妇女卑贱地位的同情和对夫权的批判,成为此间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体而言,“五四”以来关于传统中国社会两性关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婚姻制度、婚姻史和妇女生活状况的研究,并且是在下述两种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上展开的。

  其一,西方的学术思想背景。即用西方的婚姻观念诠释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用西方的浪漫主义爱情诠释古代中国人的情爱生活,以西方社会的两性关系特点为准则,评价古代中国社会的男女关系。

  其二,“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是以批判封建文化为起点的。作为传统中国封建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婚姻制度和男尊女卑观念,便成为思想家批判的中心问题。

  在西方社会两性关系特点的比照下,在“五四”以来的激进思想家看来,古代中国的婚姻制度是反动的,两性关系是落后的,情爱关系是保守的,妇女的社会地位是低贱的。因此,为了解放思想,为了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为了建立新型的两性关系,“五四”以来的婚姻史研究和妇女生活史研究,一开始便带着矫枉和反正的目的,乃至于把学术研究视作思想斗争和政治宣传的理论武器。因此,其学理往往是粗疏的,其结论往往是预设的。此种状况,正如康正果所说:

  “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首先起于反抗封建婚姻,知识青年常把西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爱情作为冲破封建枷锁的精神力量。与此相应,对古典文学的发挥也倾向于歌颂民间的纯朴情爱,挖掘其反封建的意义,甚至通过解释,把古诗中某些理想的女性重新塑造成叛逆者。

  “五四”以来的妇女诗词研究旨在树立妇女文学的独立地位,它是随着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而高涨起来的一股热潮,它从起点上便带着矫枉和反正的目的。妇女诗词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重新发现和重新评价的阶段。提高妇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痛诉妇女历来所受的压抑,讴歌妇女的才能一所有这些为妇女鸣不平和提高妇女自信心的言论构成了妇女诗词研究的基调。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研究方向是新文化运动中批判封建文化的斗争形式之一。因此,它不当妇女文学研究在其勃兴的初期充当批判的武器时,为了强调妇女的立场和角度,它势必用评价性的批评代替真正的文学研究。

  如果说“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研究,是为了“树立妇女文学的独立地位”和“提高妇女自信心”。那末,“五四”以来的中国婚姻史和妇女生活状况的研究,则主要是“为妇女鸣不平”,控诉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抑和迫害。二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不可避免地“用评价性的批评代替真正的文学(或学术)研究”,或者“满足于宣布政治和道德的判决” 。因此,它虽然满足了现实思想解放斗争的需要,但与学术研究所欲揭示的历史之真实面貌,则是相距甚远。

  总之,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或以西方的婚姻理论和两性关系为依据,诠释古代中国的婚姻关系,故有削足适履之嫌;或以“评价性的批评代替真正的文学(学术)研究”,把学术研究作为反封建反礼教的斗争武器,故有顾此失彼之弊。所以,近代以来直到本世初的近百年间,出版的若干中国婚姻史,真正厌悦人心的纯学术著作,并不多见。倒是像潘光旦的《性心理学》译注、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之类,以考证史料和材料整理见长的著作,至今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 编辑:张驰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