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君《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2019-06-20 17:38  来源:多彩贵州文学网—贵州作家

  作为贵州作家的摇篮,也是贵州文学爱好者高地的《贵州作家》,最近开辟“贵州地质文学”专栏,专门发表贵州地质领域工作者的作品,迄今已有四期。

  “贵州地质文学现象”是已得到省内文坛公认的贵州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它因改革开放以来成绩卓著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一现象含纳贵州重要作家、评论家李绍珊、袁浪、冉正万、李裴、陈跃康等;更有现象中的现象,标杆性的作家欧阳黔森的崛起。这一现象有着其令人羡慕的生长土壤或承载园地,那就是独属于贵州地矿领域的刊物《杜鹃花》。自上个世纪1984年创刊以来,《杜鹃花》一直在发表贵州地质领域文学爱好者的作品,一直在致力于打造“贵州地质文学”这一品牌。贵州地质文学已经取得的成绩让我得出一个判断,即使它今天停止运作,也能得到贵州文学史家的高度评价。但我理解,“贵州地质文学现象”应该不是静止的过去,它应该是紧紧抓住活生生的当下,和不断翻滚、流转的现实一道前行的潮流。那么,它当下的发展如何呢?

  从《贵州作家》刊登的四期作品来看,我要说,贵州地质文学仍在奋力前行,仍是贵州文坛引人注目的风景线。且来看看这四期作品。

  第一期,是“贵州地质文学”在《贵州作家》的亮相。编者显然很重视这亮相的一期。这期首先发表两篇小说:袁浪《最后的枪王》及绿野来客《丹砂村往事》。《最后的枪王》讲述民族地区一项传统活动:枪赛的远去。那古和虎沙对于枪王桂冠的争夺是扣人心弦的情节,那古虽经主持人宣布获得枪王的称号,但紧接着出现而打下飞鸟的虎沙枪法似乎更胜一筹,那是三十五年前的往事。作者把视点放在三十五年后的那古身上,那古当年和虎沙单挑时,欠下虎沙一枪;如今听说虎沙回来了,欠下的一枪怎么还呢?他家业兴旺,事业有成,有美丽贤惠的妻子,有上初中的儿子,有自己的商贸旅游产业。年少时可以把生命看得不值一颗樱桃,现在却有太多牵挂与忧虑。等到两人真的相见,欠下的这一枪在谈笑间消泯。他们达成共识,要为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家乡人们生活更富裕而合作。除扣人心弦的情节外,小说还有栩栩如生的人物,爽利明快的语言。传达的追寻美好、富裕生活的理念则更加耐人寻味。袁浪是贵州成就卓著的作家,也是《杜鹃花》创始人之一,贵州地质文学的重要代表。由他写下的这篇精彩小说打头阵,显得这个专栏一出手就不凡。这篇小说后面还附了舒梦的短评,把小说的题旨概括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觉悟”,很有见地。在小说后面设置短评,更显出专栏的编者对于亮相的重视。《丹砂村往事》围绕着丹砂村过往的历史设置爷孙两代的人生传奇。爷爷是炼丹砂的能手,在丹砂村有过辉煌的人生;可是丹砂村的丹砂开采净尽,爷爷的晚景已经有些萧疏。作为孙辈的“我”——矿儿怎么办呢?只有走出去闯荡。临走前夕,爷爷送给孙儿家中珍藏的宝物,一粒丹砂晶体。凭着丹砂宝贝做本钱,“我”的事业小有成就。丹砂和几代人的福祉串联在一起,这是一种巧妙的处理。小说之后发表的是一篇散文即胡丽的《野外谈吃》,谈到作为地质工作者,自己在野外吃到的龙凤汤、野生鱼、野果子以及野餐。作者揭示的原滋原味的吃食,和在野外进食的趣味,会让寻求原生态生活的人神往。散文之后是一篇纪实文学,王国甫的《英雄泪》,讲述越战一等功臣王家福的人生传奇。王家福出生于地质工作者之家,本已在地质测绘院当上测量员的他,又拿起钢枪上前线,当了一名军人。他掌握的测量技术,在部队里能派上用场。同时,他枪法准,是神枪手。他当上尖刀班班长,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冲锋陷阵,立下奇功。他腿部受伤,留下终身残疾。他用惊人的意志锻炼身体,终至如常人一般行动自如。他转业后又回到测绘院,在不止一个岗位工作。他用认真的态度,拼搏的精神,十足的干劲对待每一个岗位,每一项任务,获得领导和同事的交口称赞。他是坚毅、勇敢、正直的,同时又满怀柔情,谈到牺牲的战友,他会热泪盈眶,甚至嚎啕大哭。在作者笔下,王家福这一形象是非常鲜活丰满的。本期专栏最后是一篇评论,管利明的《杜鹃新蕾绽芬芳》,对《杜鹃花》2017年“杜鹃新蕾”栏目的作品进行概览与评述。作者评述《打毛衣的父亲》《腊肉乡愁》《关于读书的那个梦》《小把戏》《一包花生粘》《捍卫生命的尊严》等作品,或细致入微,或要言不烦,都精辟到位。

  第二期选编几篇贵州省第十三届“新长征”职工文学艺术创作评奖活动中的获奖作品。跟往常多次征文活动一样,贵州地矿文联选送的作品又是大获丰收。本期首先发表的是纪实文学,亦即雷志平的《父子钻探情》。顾名思义,父子两代都钟情于钻探。作品从儿子雷志平的视角,对情系钻探,把生命和热情都付与贵州地质工作的父子两代的人生进行报告。父亲雷绍发是贵州钻探业响当当的人物,带领他的队伍奋战在苗岭与乌蒙山之间,把钻探干到所处时代亦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极致的水平。儿子雷志平,受到父亲影响,认真负责地对待工作,也成为钻探行业的佼佼者。作品平实的叙述挟带着感情,让我们看到两代地质人的担当与付出,看到他们的情怀——和钻探割舍不了的联系。接着选编的是两篇小说,詹海燕的《山林前的小屋》和陈瑶的《最后一个》。《山林前的小屋》中,“我”找到同事建锋的家,受到建锋年迈体弱父母热情的接待。作品具体详细地写建锋父母的热情,压在最后的,是建锋的死亡通知书,以及建锋死亡原因的简单介绍——代替患感冒的“我”爬山崖打标尺,在山崖上滑到。小说详略得当、欲扬先抑的处理手法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最后一个》写谋杀案,女儿仿佛宿命一般,从投毒的化学家父亲那里继承了作案的手法来实现谋杀意图。人物心理的捉摸不定,情节呈现的扑朔迷离使小说显出些许迷幻色彩。小说之后刊登的是王琴的组诗《岁月的爱痕》,收入《岁月的爱痕》《白纸黑字》《冥想状态》《出一次远门》《阳光在笑》。这些诗表明,王琴是有灵气的诗人,善于处理岁月在记忆中留下的刻痕,善于用纸和笔书写自己的心情,善于咀嚼、消化自己的孤独,留下美丽的文字。诗歌之后刊登的是杨麒麟的散文《不屈》,散记明末清初汉人的血性与不屈,谈及李来亨、张煌言、郑成功等著名历史人物。本期最后是一篇文学评论,陈跃康的《地质概念的诗意解构与重塑》,专门评论龚章河长篇地质诗歌《原野》,用诗性语言解读这首近400行的诗,富有创见地将其定位为“对地质概念的一种诗意解构与重塑”。

  第三期顺次发表纪实文学、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各一篇作品。纪实文学发表的是陈明华《可可西里历险记》,以第一人称写作者十几年前随队在可可西里考察的经历,可可西里广博的面积、复杂的地理、多变的气候、美丽的草原,以及地质人在变幻莫测的环境面前的抗争,被作者娓娓道来。小说发表的是龚章河《喊饭》,写两个女人在山谷这头给自己的两个男人,一个是项目部的经理,一个是机场的机长做饭,饭做好了,可是由于山洪暴发,男人无法回家吃饭,于是她们站在山头喊饭,大声喊出自己做的一道道菜名。这其实是对繁难生活的审美性观照,地质工作者日常生活的不便,在作者笔下,呈现出美的一面。这里凸显的,是地质工作者及其家人克服困难的勇敢和坚韧,后面起推动作用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散文发表的是陈安琪《黔灵山下的变迁》,黔灵山下,从八鸽岩的交际处,到黔灵公园大门口,靠黔灵山的一边几乎都是贵州省地矿局的地盘,有地矿局的办公区、家属区,以及子弟学校等。作者以地矿局职工的身份,写这一带几十年的变迁。对黔灵山下这一大片地理空间改革开放以来脱胎换骨的改变,给以全面细致的描绘。诗歌发表的是张建文《地质人》,内有七言诗四首,忆江南十二首,用古代文学中七言诗及词牌忆江南的形式,抒写地矿人的生活和情感。评论发表的是李裴《我心中的童话》。作者珍爱贵州地质文学,将其视为心中的通话。文章回眸贵州地质文学三十年发展历史,并做了深入思考。作者首先从《杜鹃花》的创办谈起,到《杜鹃花》创办后成绩斐然,到贵州地质文学成为现象,而欧阳黔森成为现象中的现象;继之梳理地质文学自萌芽期、培育成长期、发展收获期、变革转型期、复兴再造期等五个发展时期;最后落脚在对于如何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认识:传播先进文化,弘扬贵州精神;积极讴歌时代,催生精品力作;提供人才支撑,催生群英辈出;立足贵州实际,突出自身特色。这是一篇关于贵州地质文学研究高瞻远瞩而又具体而微的力作。

  第四期仍顺次发表纪实文学、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纪实文学发表的是詹海燕《“金三角”作证》,对贵州黄金地质工作四十年发展历史做全面深透的回眸。贵州黄金在哪里?这是一个萦绕贵州地质人几十年的难题与课题,通常的认识是贵州是一个金矿资源贫乏的省份;但贵州地质人经过四十年的勘查与冶炼,提交了令人满意的答卷——自1978年发现板其金矿后,相继发现册亨丫他、三都苗龙、安龙戈塘、兴仁紫木凼、贞丰水银洞、普安泥堡、贞丰烂泥沟等金矿。这些新类型金矿的发现和开发,彻底改变贵州金矿资源贫乏的落后面貌,改变贵州民族地区的贫困局面,黔西南与邻近的桂西北、滇东南构成了我国著名的“金三角”。小说发表的是田景轩《那年,在南盘江畔》,以及林小会《门后那件脏衣服》。《那年,在南盘江畔》以女性地质工作者王小芊的口吻,回忆三十八年前在南盘江畔的黄金勘查生活。作者具体描写的是年轻男女的情感生活。三个女性在谈论中交口称赞年轻英俊的钻探班长陈海,而“我”有一个小秘密——刚收到陈海的情书,正处于激动与队长千金已对陈海“下手”而来的怅然中。当天晚上,下起令人惊骇的暴雨,陈海在抢救地质勘查现场岩心过程中被坠石砸中脑袋,连夜送往医院,抢救无效身亡。小说最后交代,“那年以后,我们在这里勘探发现了全国著名的大型微细粒浸染金矿……”这构成小说和前面纪实文学《“金三角”作证》绝妙的互文关系:都涉及黄金的勘查开采,从纪实文学中,我们看到事实和数据烘托出的宏大事业;从小说中,我们看到为了这个事业,地质人青春和生命的付出。《门后那件脏衣服》写“她”带着儿子探望因驻村扶贫三个月未见的丈夫,可丈夫处理村民房屋开裂问题彻夜不归,“她”彻夜不眠,极度不满,第二天一早就要走,但看到门后的脏衣服,“她”改变主意,洗了脏衣服才走。两篇小说都能以小见大,从个人、家庭生活和情感之小,见出黄金勘探和扶贫事业之大。散文发表的是喻沈竞《我的地质大院》,从个人感受出发,谈当初在地质大院的生活;而这生活,连接着童年、少年时代难忘的岁月。诗歌发表的是王琴《写一首简短的诗》(外二首)和沈默《我们的家在山上》(外一首)。王琴是四期专栏中第二次出场,继续保持敏锐的感知和灵气,对寻常的生活、生活中的孤独、流逝的时间等话题持续跟踪和追问。沈默的诗专注于贵州地质人的特殊生活:经常驻留在山上,甚至要以山为家,而对这样的生活做了诗意的发掘。其诗,有意识地在倾听地质人的歌谣,抒写地质人的梦想。本期如前面三期一样,以一篇文学评论即陈宇《人兽之间》扫尾。这篇评论对龚章河发表在《杜鹃花》上的短篇小说《老黄是条狗》做出解读,令人信服地分析情节设置的跌宕起伏与蜿蜒徐缓,更发掘出人兽之间,有时兽像人懂得感恩,有时人不如兽,只知掠夺和占有的深层次内涵。

  怀有敬意地展读《贵州作家》“贵州地质文学”专栏里的作品,我得到一些启示,至少有五点:

  第一,这些作品,具有多种体裁,多种题材,保证了贵州地质文学的丰富多样性。体裁方面,小说、散文、纪实文学、诗歌、评论五类作品交相辉映。纪实文学从第二期起,就排在第一位。地质行业是务实的行业,这显示地质行业务实性对地质文学的影响。纪实文学打头阵,或许更能突出地质文学的行业性,更能突出贵州地质文学的地域性。就题材而言,这些作品处理各种各样材料,以地质行业为中心,涉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吃穿住行,生老病死,谈情说爱,走亲访友,勘查、钻探、采矿、冶炼,水银、黄金、煤等,无不涉及。

  第二,这些作品,传达关于贵州地质的知识,这些是行业知识,又可能是地方性知识,或许是贵州地质文学特殊性的起点。“高原反应更严重了,就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动也不想动,头一直低着,有点水都喝不下去的感觉,且有些严重者口中会不停流口水,极为可怜。”《可可西里历险记》里这样的叙述,可以让我们知道关于地质生活的知识。“从八鸽岩的交际处,到黔灵公园大门口,靠黔灵山的一边几乎都是贵州省地矿局的地盘,乘公共汽车也要座(应为“坐”)两站。”“北京路修得宽阔、大气,路两旁分布着外贸局、体育局、博物馆、图书馆、电影院等政府部门与事业单位机关,绿树成荫、围栏森严。”以上是《黔灵山下的变迁》中的两段文字。无独有偶,《我的地质大院》也有这样的描绘:“那时地矿局地盘真大呀,从八鸽岩的交际处到黔灵公园大门口,靠黔灵山的一边几乎都是,即便乘公共汽车也要坐两站的车程。”这些文字,可以让人增加关于贵州地质的地方性知识,对照起来读,还可领略其中的互文关系(这一点,笔者前面有所论及)。关注文学的地域性,曾经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带来重要变化,现在再加上一个行业性,且不说会带来多大的变化,至少是耐人寻味的。寻索贵州地质文学特殊性,或许要从其传达行业知识和地方性知识入手。而且,地方性知识可以辐射到空间裹挟着时间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变迁,这本身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第三,这些作品,讲述贵州地质行业几十年间发生的故事,同时也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特别是其中的纪实文学、小说和散文,涉及的多为地质人的故事。“尽管临近春节思家心切,但为了抢时间,在天柱工作了半个月之后,他们没有休整,又连夜赶赴黎平。谁知过了清水江,车子坏在半路,荒山野岭,天寒地冻,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刘老回忆说,好在年轻,不知道惧怕,几个人打着手电照亮前方,四周都是黑黢黢的山岭,顾书记带了头唱着‘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雄壮的歌声在黑夜里把几个人团聚在一起,就这样他们摸着黑徒步一两公里,幸运地找到了公路养护段帮助,否则只有在野地过夜了。第二天修好车子,赶到黎平县招待所,人家送来一茶缸米酒,几个人才记起是年三十,他们端起米酒远离亲人过了一个别样的年夜。”这是《“金三角”作证》里讲述勘查金矿的人们如何过春节的故事。同一篇作品的另一处也在讲述一批女性测试员过春节的故事:“时至春节,117队实验室灯火通明。测试分析的全是娘子军,她们大多上有老下有小,她们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日子,把家务交给了丈夫,把孩子交给了父母。她们舍弃了那餐团圆饭,舍弃共庆佳节的大年夜。......她们在三九天滴水成冰的实验室,不分昼夜地忙着洗样、检测,为每一件样品的数据把关”。这是努力拼搏的故事,中华大地每个行业每个角落都有许多这类感人的故事。专栏里的小说、散文,特别是纪实文学里还有许多这类故事。就是同一篇《“金三角”作证》里,也还有不少。这类故事背后起作用的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指向的是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裕的目标。贵州地质领域发生的故事,极大意义上代表着整个中国发生的故事,是中国故事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四,这些作品凸显贵州地质人的身份意识,塑造众多贵州地质人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形象。这些作品都是地质人或曾为地质人的作者所写,涉及内容多为地质人的生活。不管是作者,还是作品里写到的地质人,都为地质工作付出过或正在付出热血和青春,时间和精力;他们对地质工作,都有难以割舍的情怀,《父子钻探情》里,我们看到父子两代,一家数人都在地质领域工作,都有不俗的表现。没有共同的认同,没有共同的地质人的身份意识,哪里会有这样共同的选择?应该指出,地质人的身份意识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金三角”作证》写道:“地质队员工作不仅仅是靠脑力,也要靠体力,野外作业翻山越岭,光是走路就练出一双铁脚板”,这里就有一种共同的认同:要具备地质人的身份,还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和能力。

  在笔者看来,形象是和身份紧密联结的范畴,有地质人的身份意识凸显,相应地会有地质人的形象塑造出来。《英雄泪》这样描写王家福——“退伍回到测绘院后,王家福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以英雄自居,而是始终保持军人作风;他不甘与轮椅伴终身,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和决心,强忍伤痛,春采气,夏练筋,秋增骨骼冬护皮,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坚持锻炼意志,强身健体。两年后,扔掉拐杖,离开轮椅,王家福奇迹般地站起来了。”一个刚强、坚毅、不屈的形象跃然纸上。除王家福外,笔者此前谈到的《父子钻探情》里的雷绍发、雷志平父子,《可可西里历险记》里的“我”——陈明华,《喊饭》里两个女人的丈夫——一个项目部的经理、一个机场的机长,《丹砂村往事》里的爷爷,《山林前的小屋》里的建锋,《那年,在南盘江畔》里的陈海等,也都是栩栩如生的地质人现象。他们可以归属于贵州文坛众所周知的高原拓荒人形象队伍。他们或者实有其人,或者出于文学作品虚构,但都有担当,有情怀,努力工作,奋力拼搏,献身于地质事业,为地质事业付出时间和热情,乃至生命本身。这些热爱自己的事业,努力工作,坚强不屈地拼搏的形象,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众多文学作品塑造的典型的中国人形象。

  第五,这些作品,抒写地质人的情感,同时也构成中国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地质生活很有可能是艰难的,地质人即使不能说居无定所,也能说常年在外,不着家;由此带来多少人家生活的繁难与不便,即使一般人也能想到。但地质生活,可能也是最富有诗意的生活。因为地质人最有可能行万里路,那要欣赏到多少山与水——而贵州的多彩山水隐藏着无穷的奥秘,接触多少人与事,引发多少情感啊。贵州地质人最典型的情感莫过于对地质工作的热爱,以及对地质工作覆盖的空间,也即贵州山山岭岭的热爱。陈安琪分析“黔灵山下的变迁”时写道:“变的是北京路这条街道,不变的是贵州地矿人找矿兴黔、追求发展的初心。”显然,这颗初心就是贵州地质人典型的情感所在。

  地质人对地质工作以及贵州山岭的热爱之情当然极有可能进入地质文学作品的诗歌体裁中,成为诗歌咏唱的对象。第二期中,被陈跃康评论的龚章河《原野》就是一首表达地质情怀的好诗。第三期和第四期正式刊发的张建文《地质人》和沈默《我们的家在山上》(外一首),都在明白无误地抒发地质情怀。如《地质人》,包含七言诗四首,忆江南十二首,用古典形式抒发现代情感,首首都和地质相关。比如《忆江南》第一首:“人老也,最爱忆当年。/地矿情怀深几许?/应声绿水与青山,/都道忒缠绵。”这里一方面提出“地矿情怀”的命题,另一方面,“地矿情怀”和“绿水与青山”建立了“缠绵”的关联。第五首:“乌蒙远,高处少人烟。/向晚腹空难觅路,/偏逢大雨走泥丸。/找矿果真难!”这里叙写找矿遇到困难,但结合上下文语境,背后隐藏的更是克服困难之后的释然之感。

  贵州地质人抒写的情感,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各行各业的中国人的情感,因为对工作及工作指向对象的深厚情感,是普遍地存在的。中国情感在贵州地质人这里得到很好的表达。

  毋庸讳言,这四期“贵州地质文学”专栏作品存在些许缺憾,或者可以商榷之处。比如,一些作品思想显得单薄稚嫩,艺术上开掘不太深入;还有个别作品存在生造并不恰当的词语,“的”、“地”不分等技术上的瑕疵。总体而言,似乎还没有出现思想和艺术都极具创新性,表明欧阳黔森那批作家代表的高度被超越或被冲击的作品。

  但瑕不掩瑜,毋庸置疑,这些作品已经证明“贵州地质文学”强大的存在,是贵州行业文学当之无愧的领头羊,构成贵州文坛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作者:陈祖君 编辑:陈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