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林|散文《那些年 那点事》

2019-07-02 16:54  来源:贵州作家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

  离开家乡,一晃三十多年。家乡在我记忆里犹如门前那条河,静静地流淌,波澜不惊。人生也如门前那条河,静静地流淌,一去不回头。每每在闲暇之余,忍不住对家乡的思念。

  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事,家乡的人,点点滴滴融入脑海,一天天发酵沉淀,汇聚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催生出告知世人的欲望。因此拿起了笔。

  河的味道

  家乡有两条河。一条河从道真的平模山下流来的瓮青河,流经桐梓丫、群乐、瓮清,家乡人叫大河;一条从正安的马鬃山下流来的下寺河,流经碧丰、杨兴、下寺,家乡人叫小河。大河与小河九曲十八拐后在一个叫长岭岗的地方汇合后流向三江(安场方向流来的小溪汇合处)、龙滩,在下游汇入乌江。

  家乡被大河与小河团团围住,形成一个半岛。岛上的人外出、回家绕不开大河与小河。因此,岛上的人,与大河、小河结下大大小小难以割舍的情缘;围绕大河、小河生出许许多多的故事。有的名不见经传,却让人终生受益;有的惊险刺激,令人回味,荡气回肠;有的经典铭记,代代相传。

  先说“留三屋基”,“留三屋基”是家乡的名字。听老年人说,丁卯年涨大水,几乎淹没了家乡的所有房屋,只剩下三个屋基即羊叫屋基、牛叫屋基、马叫屋基没有被淹没。具体是哪一年的丁卯,无从考究,反正老年人说他也是听老年人说的;那三个屋基名字虽响,但从我记事起,那里就无丁点房屋,老年人说他也没见过那里有过人烟;大河、小河每年都涨大水,比那三个屋基低很多的几百户人家,从未被淹没过,老年人也说从他记事起也没见那里的房屋被淹过。总之,“留三屋基”就这样一代代的叫下来了。

  生长在“留三屋基”,第一件事要学会“浮澡”。在那里,5、6岁都不会“浮澡”,就会被人叫“旱鸭子”。“旱鸭子”经常会受到轻视,被会“浮澡”的同伴瘪嘴巴。所以,在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大人们下河洗澡都会带上孩子,教孩子“浮澡”。大人在河里浮两圈后,就会双手托着让孩子肚皮让孩子“试浮”,时不时把手放开,让孩子沉入水中小淹一会,以此训练孩子的胆量、水性。这时孩子就会手脚并用把水拍的“哗哗”响,随着大人的手势“噗”的一声呛一口水、“哇”的一声惊吓一跳。在反复的“试浮”训练中,悟性高的,一个夏天就会浮一段“狗刨骚”了。学“浮澡”也会成瘾的,在没大人的时候,几个小孩约起偷偷的下河或者去门前田里的水凼凼戏水。由于没有大人的保护,那些年每年都有小孩被淹死的事情发生,给失去孩子的父母亲人徒添许多悲伤。

  我是属于5、6岁都不会“浮澡”的一类。看到会“浮澡”的同伴在水里畅游,羡慕得要命。也是在那一年,一次偶然机会,我被淹过一回,就学会“浮澡”了。听大人们说,不被水淹过,就学不会“浮澡”。至今都没弄明白,“水淹”与“浮澡”之间有什么玄机。但从我的经历还真是那么会事。那天,照常去放牛。把牛牵出来后,悄悄的绕过几匹山后来到与同伴约好的河边(因不会“浮澡”,父母不准单独下河)。同伴们正骑在牛背上,在河里嬉戏。看着他们随着牛身一会没入水里,一会浮出水面,心里痒痒的。这时,一个同伴过来,让我也试试。我说怕掉下来,危险。他说,只要紧紧抓住牛脊毛就不会掉下来。鬼使神差,按照同伴吩咐骑上牛背,双腿夹紧牛肚,大无畏向河里走去,没有一点点畏惧,有的只是豪迈。渐渐的,河水涌上牛肚、牛背,整个牛身浸入水里。这时,牛扬起头,摆动四条腿脱离河床,整个牛身浮动起来。我也在牛背上浮动,虚飘飘的不栽根,双手抓着的牛脊毛、双腿夹着牛肚也不在那么紧实。在牛头又一次瓮入水里的时候,我完全脱离了牛身,朝无底的深渊滑去,死亡的味道像河水一样紧紧包裹着我,憋足的那口气终于到了尽头,这时吸一口气成了最大的渴望,当张开口,一股河水蛮横无理的灌进肚里,阎王的大口徐徐张开,黑白无常正快步奔来。生的本能拍使我手乱刨脚乱蹬,在呛了无数口水后,双脚胡乱蹬到河床底底,河床底底软软的、甜甜的,给予了我向上的生的力量,也就是那一蹬,让我的头有那么瞬间露出水面并发出生命的呼救,旋即又沉入水中。生与死在一浮一沉中挣扎,有救星的人会随着那么几声呼救换来了救星,获得重生;没有救星的人就那么沉浮几下后永远与死相伴。我在沉浮几下后,头发被一个同伴拉住,拉到岸边,睡倒在河沙坝上,眼睛大大睁着,混混然然的感觉我已经不是我了,好像在天上飘呀飘,天边的晚霞血红血红的,好多好多的蝴蝶在四周翩翩飞舞······过了好久好久,才“还了阳”。还真怪,从那以后,去学“浮澡”,就沉不下去了,慢慢的就能“狗刨骚”了。

  有了“浮澡”的本事,才能在河里板“爬石鱼”、抢“死鱼”、划船。

  大河从道真的平模山下一路流来,有很多险滩,在经历了无数汹涌咆哮后软下来、慢下来,到达“留三屋基”时变成一潭一潭碧波翠绿,犹如恋爱中的温柔少女,那静、那柔、那美,轻轻抚弄你的心弦。链接一潭一潭碧波的是一截一截短短的浅滩,只有在浅滩才知道河水在流动。“留三屋基”的人叫那几潭碧波洗马塘,叫那几截浅滩青龙嘴。洗马塘因河水长年累月冲刷而成锅底形,越往河心越深。上游夹带的泥沙在这里沉积,但洗马塘却永远的锅底形,恒古至今从未改变。到是河底的细沙踩上去柔柔的、痒痒的,成了“留三屋基”的人洗澡的好去处。大人小孩、会“浮澡”的不会浮澡的都去那里,会“浮澡”的在深处畅游,不会“浮澡”的在浅滩戏水,这时,整个洗马塘充满了一河的欢乐。游够了、戏够了就去青龙嘴搬“爬石鱼”。搬“爬石鱼”要讲究技巧的,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人猛地瓮入河里从河底迅速搬起鹅卵石,在露出水面的一刹那,另一人将早已准备好的蔑筛包抄过去,爬在石底的鱼就顺着水流掉到蔑筛里,大一点的石头要两到三个人合力才能搬起,石头上常常爬着3、4条或5、6条的鱼,随着“爬石鱼”掉到蔑筛里,会惊起一串又一串的欢笑声,这种欢笑夹带着成功的收获的喜悦,久久飘荡在洗马塘上空。

  抢“死鱼”除了会“浮澡”,还要会“瓮猛头”。“瓮猛头”眼睛要睁着,还要憋气,憋的气越长就瓮得越深。那些年对炸药雷管的管控不很严,农村修房建屋或修桥补路只要在公社开个证明就能买到,用不完的留存在家里不用上交。夏天洗澡时在洗马塘时不时的炸上一炮。听到炮响,洗澡的大人小孩就会朝着响声奔去,比赛一样,谁冲在前面谁就会抢个头彩。那年头的鱼真多,往往一炮下去,水面上白亮亮的一大片。很快浮在水面上的“死鱼”抢完了,就去抢水底的,这多半是大人的活了,有些鱼沉到10多米水深的地方,小孩大多瓮到半途气就不够了,只好悻悻的回到岸上收拾大人甩上来的鱼。那些年,“留三屋基”的人几乎家家都可以吃几回河鲜鱼,再孬的人家也会有几十条小鱼虾炒嫩海椒端上餐桌,也算是吃过鱼了的。

  生长在“留三屋基”的人,还要学会划船。进出“留三屋基”始终绕不开大河与小河,船便成了“留三屋基”人离不开的交通工具,就像做庄家的人离不开锄头和铧口一样。那些年,我们家乡几乎家家都有木板船。木板船不能太长,6、7米左右,也不要太重,一般一个劳力能扛得动。木板船由7块木板组成,一块作船底(一般8寸左右宽,8分左右厚),两边各三块作船舷(一般1尺5寸左右高)。因为船舷都是三块木板,我们那里都叫“三板船”。“三板船”的制造很简单,将作船底的木板在火上烤柔后压成对称的两头翘,在船底两边用当地铁匠铸炼的土铁钉各镶上三块木板,就成型了。然后桐子瓣炒制的沥青填住板缝和铁钉缝,这样船在河里就不会漏水了。“三板船”对木材的要求也不很严,只要平直就行。但必须是“爆炎木”,木材湿很了定型后船板之间缝隙大,不易治漏,干很了柔性不足造船时容易折断。船造好了,还需要一根“桡扁”,“桡扁”一般5米左右长,一头制成圆木,一头制成扁木,在扁的那头还要套上一个铁扣,这样耐磨。制作“桡扁”要木质硬度大的木材,否则划船时容易折断会带来危险。

  有了船,“留三屋基”的人外出时扛上自家船划到河对面或划到三江,回家时又划回来,很方便的。哪家有亲戚朋友来了,只要站在河对面“青龙嘴”一喊,听到喊声那家人立马回应:“哎--”来了。便立即扛上自家的船去把亲戚或朋友划过来。若喊了几声没有人应,那人便会朝学校方向喊:“王老师--来划哈我们咯”。听到过河的呼喊,“王老师”就会走出教室,回应一声“是哪位呀!”河对面就说是谁或是谁。王老师说,等一下,下课就来。

  那“王老师”便是我父亲。父亲7姊妹,6姊妹没进过学堂门,只有父亲读到了“中专毕业”,也就是当时的正安蚕桑学校,算不算中专文凭有待考究,听父亲说毕业后选派了9人分配去仁怀,他是其中之一,那年是1959年,因生活紧张,回来就再也没去了。在家做了两年大集体,看到队上一些大洞洞的娃儿无处去读书,父亲说要教那些娃儿读书。队上的人才想起父亲也是“知识分子”,娃儿的明天有希望了。于是找一间民房,一家娃儿斗板凳一家娃儿斗桌子,3、40个娃儿集中在一起,父亲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待遇是每天记一个男劳力12分。后来,搬到河边王家祠堂,建成大队完小。因在河边,父亲常常为那些一时过不了河的人提供方便,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

  船也是“留三屋基”人运输的工具。“留三屋基”不产煤。那时没有公路,烧煤要到7、8公里外的大窝凼或龙滩去弄。大窝凼是旱路,只能背或挑,一次就150斤左右,背得不多人却很费力;龙滩是水路,用船划,一船可划600斤左右。我们那时通常都是用船划。去龙滩划煤要翻两道提坎过两道紧滩。翻提坎只要有劳力就行,划紧滩却要讲究巧的。一是船头的方向不要偏,船身千万不能打横,一旦打横就有翻船的危险;二是“桡扁”始终没入水里,随时掌控船头方向和船身平衡。下行时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豪迈,上行时就需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与急流博弈了,载满煤的船一寸一寸吃水而上,一桡扁接着一桡扁硬撑,决不能有半点松懈,也绝不能有半点的后退,不然就掌控不了船头,就会人仰船翻。几十米的紧滩往往要一二十分钟才能划上来,这时划船的人头发热气直冒,汗水雨一样往下滴,脸上露出一切不在话下的神气和喜悦。那一年,我小学刚毕业,吵闹着要去划煤,父亲拗不过,便借了一条船随他同行。两条船一前一后,父亲边划边口授技巧,那甜甜的味道,至今难忘。

  大人们常常告诫,去河里要小心,与天斗与地斗不要和水硬斗。吃山不吃水,河的淹死会水人。那些年,河里每年都有淹死人的事发生。老人们说,河的淹死的人要有人“取替代”,否则死去的人不能投胎。于是每年进入夏天人们的心都是悬起的,生怕那厄运闯到自己或亲人头上,直到取替代的人出现了,悬着的心才能放下。河里淹死人很平常,但也有一些现象充满玄机,至今无法释怀。记得有一年,有个50多岁的“旱鸭子”老头,他经常下河“麻汗”都是在河边边水不深的地方,从来没有浮过澡。那一天他灵光一闪想浮澡,很神奇的是几十米宽的河他居然一下子就浮过去了,但回来的时候浮到中途就沉下去了淹死了。老人们说,那是取替代的找上了他,在他死之前也体会一下浮澡的快乐,过去的时候在下面托着他,回来的时候托到中途就放手了。记得还有一年,队上的人去河对面割草,回来时正遇涨水,还差几米就靠岸,突然一个波浪涌来,水涌进船里。眼看船要下沉,一个不会浮水的女生吓慌了,一下子死死抱住一个会浮水的男生,一人慌全乱套,一船4人全部抱住一团,结果水打船翻全部淹死,最后打捞上来时四个人还是紧紧抱在一起的。时隔一年,一个亲戚,载着一船人“留三屋基”吃酒,回去在船快靠岸时,船头8、9岁的小孩飞身跃岸,不慎船身倾斜进水下沉,恰巧淹死4人,三男一女。可神奇的是,船沉入水底是稳稳顿着的,淹死的4人也是稳稳蹲在船上的。在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担心下一次不知是那些人被“取替代”时,传来党委政府要在长岭岗修大桥的消息,并很快成为现实。至此,在“留三屋基”作为交通运输的船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那些被“取替代”的再也没有出现过,永远成为历史。

  田土的芳香

  那些年,做大集体,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留三屋基”的人编成一个大队,大队下面是7个小队。每年的决算以小队为单位,每个小队有一名队长、一名会计、一名记分员,这三个是队里的干部。队长负责一年的活路统筹安排,会计负责秋收后粮食的分配和秋后决算,记分员负责每家每户每天出工出劳的登记和汇总。每天要去哪里干活干什么活,队长提上大锣站在高处敲三声然后喊三声,全队的劳力就集中的一起干活,多的时候七八十个人在一起,边做边说笑很热闹很壮观。做了一会儿活,记分员提着积分本坐在田坎上或土壁边,喊道哪个的名字,那人答应一声,就在本本上记下一天。

  那时,一个男劳力出工一天记12分,女劳力记10分,半劳力记6分。工分是秋后分粮食和年终决算进钱或超支的依据,大家都很看重。那时纸笔稀少,全凭记忆,时间长了记不到那么多,全队人一年的工天就在记分员那里。所以记分员的公心和责任心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大家都尽量讨好或不得罪记分员。当时的分配原则是按工分三成人口七成(叫基本口粮)的比例测算出一个人口和一个工分应得的粮食,然后乘以每家每户的人口数和出工的总分数,就是分得的粮食数量。人口是基本不变的,一年挣的工分的多少决定分得的粮食多少。年终决算时,人口多出工少要拿钱出来买平叫超支款。劳力多的人户粮食就分得多,年终还会有钱进叫进钱户,人口多劳力少的人户粮食就分得少,年终要出钱叫超支户。同时,超支户还会被戏谑为“吃白饭”(意思是不挣工分而分粮食)的人多。

  我家8口人,只有母亲一个劳力。属于人多劳力少“吃白饭”的人多那一类。母亲尽管一年四季不耽搁出满工,一年下来工分始终没别人多,粮食分得比别人少,年终决算要超支,还少不了被别人“戏谑”,很是无奈。

  父亲在大队学校教书,上课那段时间一定不能有闪失,娃儿们的学业耽搁不得。父亲教书很认真很严厉,学生很怕他也很尊敬他。父亲教书也结下了很多人缘,那时候读书每学期要交1块5角钱的书杂费,但就那1块5角钱也还有好些人户拿不出来,开学那几天,家长就来找父亲,要他承担哈,父亲一一应承下来。个别学生开学好多天都还没来的,父亲就入户家访了解情况,拿不出钱的就担保,先读到书再说。所以,“留三屋基”的人都说父亲心善好说话,大繁小事都喜欢找他帮忙。担保的书杂费,有的十天半月或两三个月后就来交了,学期结束后都未交的就从微薄的工资里扣除,变成私人帐了。这些帐有一部分成了呆账永远收不回来。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乐意帮忙。那时虽然没有强调“义务教育”,但“留三屋基”学龄儿童失学的很少。

  学校离不了父亲,家里7、8个人的生计也是头等大事。家里学校两头顾、两头跑,一年四季长此以往。学校忙完了利用空闲时间帮助母亲忙活“自留地”“经优”(方言:管理的意思)猪牛。生活在那样的家庭环境,我自然也早早就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了。

  在我5、6岁那年,父亲想试一试我能否牵得动牛索,好替一替他。那天,我随父亲上坡,父亲割了几把草,看着斯斯文文吃草的水牛,笑着问我,想骑牛不,我说想。于是,父亲便把我抱上牛背,将牛索给我。告诉我,骑上牛心里不要慌,稳稳坐起,双脚夹着牛背,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上坡时身体前倾,双手抓紧牛脊毛;下坡时,身体后仰,一只手拽住牛尾巴;牛索专门用来拨牛的方向的,想要牛朝左走就往左边抖抖牛索,朝右边走就往右边抖抖牛索。

  按照父亲教的方法,我在牛背上很快就驾驽(那牛是教纯了的)住了牛,小小的心里涌起一股大无畏的豪气。第二天,父亲问:去放牛,得行不。我豪气冲天地回答:没问题。从那以后,家里的牛就交给我了。在放牛的那段时间里,我练就了骑牛的本领,不仅会骑水牛,黄牛也被骑得服服贴贴。黄牛与水牛不同,刚骑上去时会向骏马一样狂奔一阵,慢慢才会平静下来,经验不足的人没准就会在狂奔时甩下来,要么达起“包”刮起“眼”,要么手脚骨折。这样的事在放牛伙伴中时有发生。最后还能背着一背篼草在牛背上来去自如,犹如大侠一般。放牛,不仅乐趣无穷,还可以在队上挣许多工分。

  那些年,牛是基本的生产工具,每年春耕犁田大耙离不开牛。肥料也很稀缺和单一,只有尿素、硝酸,还要计划供应。所以牛粪猪粪是种包谷谷子主要的肥源。春耕时哪家喂的牛牵去犁田,一天记一个男劳力的工分;哪家提供一圈牛草粪记30--40分。这两项,我家一年可挣一二百分。除此以外,我还利用周末和假期随母亲一起去挣“半劳力”,栽秧犁田薅草跶谷样样都学,样样都干。大人们常常夸我说,哪样活路都做得“像门像样”的。这时,我在心里说,你们再也不要把我看成是“吃白饭”的人咯。

  那时,一年四季的忙,分得的口粮一天不到一斤,很多人户都不够一年吃,只有靠细心经营自家的自留地来补充,洋芋出来吃洋芋,红苕出来吃红苕。就这样,有些人户在洋芋红苕还没出来时,家里就无粮下锅,只好东家借一升西家借一碗,慢慢的熬日子。

  日子熬不下去了,胆子大的偷偷的在田边地角开荒拓展点土地面积,多点几窝包谷,多栽几窝洋芋红苕。队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毕竟看着自己的花户挨饿也不是光荣的事。队上的人纷纷效仿,也偷偷的在田边地角开荒拓展土地点上包谷栽上红苕洋芋。这与大集体不同,点一窝算一窝,没有谁和你争和你分,所以大家都很默契很珍惜。

  在那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我们那地方显得平静而安详,人们在这里剪出“资本主义尾巴”、那里开斗争会的传闻中忐忑度过。那时,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是一年四季都有白米饭吃,顿顿都有肉下饭,死了都划算。因为那些年除了过年那几天又白米饭吃有肉吃外,其余350天都是杂粮,经常有大米包谷两糙饭吃的要算上等家庭了,至于肉更是看年看月才能吃一顿。所以,娃儿天天盼着等过年。终于盼来了,还没过出味道来年就过去了。于是又盼下一年快点到来,如此循环往复。

  盼望着,盼望着,好日子悄悄地来了,犹如春风拂面春雨润物一样悄悄地来了。新中国从地主手里夺回田土交给农民干了几十年的大集体,据说要搞土地变革了。说这是中央的精神,中央要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先从农村改革起走。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把土地分到一家一户,自主经营,经营成果“交足国家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那些年,信息传播单一,主要靠一级一级开会传达,等传达到“留三屋基”时,一些地方在开始丈量分田地了。

  分田地大家都很积极,一呼齐整,百十双眼睛死死盯住牵纯子的人,牵别人的深怕多量一寸,牵自己的希望多量一尺。田地的肥瘦远近不好定论只能通过拈阄确定,我们那地方的人相信宿命,关键时刻无法左右就交给上天决定。上天定的,就是命运必须服从。拈阄是上天决定命运的一种形式。

  大集体时做任何决定,都要慎之又慎,有什么事情队上的领导商定后要召开大会才能通过。涉及全队的民生大计一般不会轻易变动,几十年来都是传统的耕作方式,品种老旧单一,每年留存一部分成熟的包谷谷子作下一年种子用,近亲繁殖,产量一年不如一年,分到个人手头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少。田地分到手后,一家一户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自主性、创造性根据各家的情况灵活自由选择。人们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什么时候出工就什么时候出工,全凭各家的情况而定。那一年,几乎家家户户都摒弃老品种选择新品种,谷子全部种植矮稻,包谷全是外面引进的杂交品种。收割时家家户户的产量比大集体时翻了两翻,看着那金灿灿包谷谷子大人娃儿比过年还高兴。

  我家分得8个人的田地。母亲一年四季不分天晴落雨全身心扑在田土上,活路一堆接一堆永远也做不退。父亲忙完学校的工作后脚不停步回家帮助母亲。遇到农忙时节,父亲帮过忙的学生家长也主动来帮工。就这样,每道季节,该做的活路一样不落地干完干好。庄稼的长势不比别人家的差。分田地时那些准备看笑话的人也暗暗伸出大拇指:想不到,8个人的田土,一个劳力做,没慌一块,还做得那么好。

  我也不甘示弱,一个人做了一块试验田。犁不动铧口,就用锄头一锄一锄的挖,栽秧也从大集体时做“半劳力”学来的半拉子手艺密一窝稀一窝的栽。不知是庄稼抢生还是运气好,我的那块试验田当年收获了好几百斤谷子。我兴奋父亲也很高兴,半认真半开玩笑说:读书考不上学校,干脆回来做活路算了,反正7、8个人的田土有你做的。

  那时刚参加完中考,考分还没出来。未来还是未知数,听了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认为不读书做活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学校读书没怎么用心,晃兮糊兮梦天梦地初中三年就读完了。直到中考分数出来,要差几分才上录取线。当时内心很苦闷,一旦想到读书的机会要失去时又特别渴望读书。父亲知道我没考上高中,好孬没说,当没那回事一样。

  那个假期我一直在煎熬中度过。开学了,家里没让我去报名,我也不好意思说。已经开学一周了,我在家做了一周的活路。父亲问我:是做活路恼火点,还是读书恼火点。我说:做活路恼火。父亲问:还想读书不。我说:想读。父亲说:想读就专心点。轻言细语的几句话,点醒了我大脑那几根敏感的神经。在以后的学习中每当思想抛锚或精力分叉时,就会想起那几句话,想起当时那场景,从而激起无穷的斗志。

  读书让我跳出农门,走上另外一条艰辛的路。家里的大小事务我一点也分担不了,全落在父母亲肩上。虽如此父母亲却很欣慰,每天起早贪黑超负荷劳动没有一点怨言。因为那些年,在边远闭塞的农村,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耕作还是耕作。突然出了一个吃“皇粮”的人,在家乡引起一阵小小的振动,就像一颗石子投入门前那条静静流淌的河,激起一圈一圈涟漪。所以父亲对我寄予厚望,要我在那条路上好好走下去。

  每每在书信往来中,父亲都会说,家人身体安康,勿虑!然后说,前几天下了一场透雨,团田那丘田打起了,又能栽上秧了;然后说,今年庄稼长势好,又要丰收了;然后又说,今年包谷谷子又增产了,吊起铧口都可以吃两三年......透过那一叶薄薄的信笺,看到了父亲对田土的感情,看到了父亲劳动的快乐和丰收在望的喜悦。并将那快乐和喜悦传递给我,同时也向我传递着搞好工作的动力和责任。

  但是那快乐和喜悦背后付出的汗水和艰辛是我难以想象的。听挨邻的弟兄叔侄说,父亲做活路抠得很。几乎没看到他空闲过,和其他不一样的是,他每天只有一半的时间用在农活上,但每个季节的活路往往走在别人的前面。他每天都是超负荷劳动。打田时节,他在田的两头各放一瓶酒,犁田时犁过去喝一口,犁过来喝一口,全靠酒充起提神提劲。有几丘田是望天田,必须下大雨下透雨才打得起田。有时半夜三更下雨,父亲就半夜三更起来披上蓑衣斗笠打起电筒斗到大雨犁。天亮了雨停了,又要振作精神去学校上课。家长对父亲的教学也是很认可的。他没有因为家里的事耽搁学生的课时,他教的学生统考成绩在全公社也是排在前面的。

  听了弟兄叔侄的叙述,我心里沉甸甸的。虽然我有一份工资,但那份工资除了自己的吃穿用度外又能支撑起家里的什么呢!父亲选择了那份职业,必须要承载起那份职业的责任。那份职业养不活家庭,就必须要透支体力为家庭成员寻求活路,因为那是另一份责任,两份责任都不能丢。

  最后,父亲累了!父亲病了!父亲死了,死在讲台上,死在田地里。那年,他教的那班学生还没毕业,快要毕业了;做的水稻还没收割,已露出金灿灿的牙慧。

作者:王晓林  编辑:陈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