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贵州】思南 兴学碑刻折射的文化底蕴

　　乌江明珠思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汉末年间置县，元设宣慰司，明清建府，民国设专员公署。司、府、署历经500多年。得乌江航运之便，自古商贾云集，经贸繁荣，是乌江中下游地区商品集散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贵州开发最早的县份之一，素有“黔东砥柱”之称。这里，还富集了丰富的摩崖碑刻和兴学碑刻，生动地展示出乌江流域古代文化播火的闪光点，贵州兴教育，文化起之形象。

　　思南是贵州摩崖题名题词最多的地区，多达十余处。这得益于明万历年间，特别是明初傅友德“南征”大业完成，贵州道路拓展连通中央王朝后，更多的文人雅士来到了贵州。当时的贵州思南作为当时南征大军的必经和驻扎之路，也为众多文人雅士进驻贵州提供了方便。古代文人喜在岩石上碑刻铭文，思南的万胜山便有“山高水长”、中和山有“卧月眠云”，真源洞有“仁寿”等，摩崖在当地的盛行，也让思南的祠寺观门坊等楹联，诗歌碑刻遍布当地，以这一批摩岩碑刻为代表的文化现象，让这里一直充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和人文滋养。

　　话说古时的贵州一直是中原地区人们眼中的穷乡僻壤之地，明嘉靖《贵州通志·职官序》云：“守令以来，授之官而不赴省，十七八也。”派到贵州当官，十之七八不肯来。幸好当年的贵州有思南，有了文化的氛围，加上当地重视教育，于是，穷不可怕，穷乡旮旮里也能飞出凤凰，贵州也能培养出也不逊于那些有钱发达地区的杰出人才。从古至至今，从思南本地培养出了众多享誉全国的杰出人才：古有明代广东布政史田秋、理学家李渭，近有旷继勋、肖次瞻等革命先烈和曾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廖锡龙将军等。

　　说起教育培养人才，思南现存有的十四块明清时期的兴学碑记，真实再现了思南尊文化，重教育之先风。其中，十四块兴学碑中由李渭所撰的《修思南府学碑记》，犹如一道穿越时光隧道的亮光，折射出思南儿女世世代代筚路蓝缕开发教育的拓荒精神，诉说思南文化事业的历史沧桑与希望。

　　李渭出生于明武宗正德九年，即公元1514年，其父亲李富学识渊博，教子严格。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李渭不负众望，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乡试中举，先后担任四川华阳县(今为成都)知县，安徽和州知州、广东高州府同知等职。隆庆年间，调任云南省左参政；万历元年，升任应天府(治所在如今的南京)中南户部郎；万历二年，调任广东韶州知府。晚年卸职还乡后，李渭在思南府城的中和山普济亭(后名观音阁、中和书院)、小崖门点易洞、为仁堂等处讲学传道。并在中和山留有“中和”等摩崖墨迹。同时刻下兴学碑《修思南府学碑记》：追述了教育发展历史，特别强调孔学思想，说“孔子，学仁也”，“孔子之仁，即树根柢也”，“以孔子遗书比偶为文词，是枝叶耳，不能舍本逐末。”当时李渭门徒众多，学生云集。

　　先后有江西的赖家谟、徐云从，本地的冉宗孔、胡学礼、田唯安等人。他们承续李渭的思想，在各地传播，影响一代人文精神。

　　十四块兴学碑刻还有《安化言是堂碑记》云：“夫学何事也？学为忠，学为孝，学为仁义士人，斯是谓不耳。若日有课，月有程，而只从事于制度中，斯有浅之乎？”说明文化对政治的重要性。另还有《思南学堂公款碑记》中，清楚地记录了思南学堂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兴办的，时间紧接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廷宣布废科举之后，那年，思南建立了高等和初等小学两所，经过扩建，有了相当规模。碑文详列了学生寝室、监学室、讲堂、堂长教员室、藏书室、自习室、食堂、濑室、厨役室等房屋间数，蔚然可观，有一种生机勃勃之象。

　　思南的这批摩崖碑刻，兴学碑刻环绕着乌江，创造了深厚灿烂的乌江文化，孕育了思南深厚的文化底蕴。今天，思南教育成绩依然显著，每年均向全国各大中专院校输送新生上千名，县境内思南师范学院为全国农村重点师范学院，思南中学是贵州最早的一批省级一类示范性高中。这些文化的传承，在思南的碑刻中源远流长，默默地言说，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看见，倾听并领会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