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生态的重构中,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程中,如何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态,这的确是个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解决的难题。
在贵州,我们曾经建立起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六枝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之后又相继建立了花溪镇山村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锦平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黎平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是一种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最早于1971年由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其“生态”的涵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它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社区的区域就是博物馆的面积。遗憾的是,源于欧洲的保护理念和中国现实存在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如说能否面对旅游和市场——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最终难圆其梦。
我国自2003年启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不仅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还建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尽管如此,还是有些问题需要面对和研究。
首先是传承空间的问题。我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布在乡村,乡村是其生存空间,也是传承空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许多项目的传承空间发生了变化。作为传统表演、传统技艺类的项目,传承空间的变化对项目本身的传承影响不大。比如“八音坐唱”、“盘江小调”,无论其传承空间是舞台还是特定的表演场所,它都是“八音坐唱”、“盘江小调”;“蜡染”、“挑花”、“刺绣”不管你是在村里做的还是在传习所做的,也不会改变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这是因为这一类项目的传承空间和生活空间是可以分离的,传承空间的变化不会改变项目的本质。而另一类涉及人生礼俗、岁时节令的项目,若变换了传承空间,就会让人觉得不伦不类。比如台江姊妹节,原本是流传在施洞、老屯一带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举行。节日第一天上午,姑娘就打扮好了与后生们在水中捉鱼、嬉戏、说说唱唱,建立起初步的联系。夜里,姑娘后生相约来到固定的游方场,互唱情歌进一步沟通。节日即将结束时,姑娘要向后生送上五彩姊妹饭,里面装有表达各种意义的信物,这才是姊妹节的内容所在。台江为了扩大姊妹节的影响,把节日搬到了县城,组织了各乡镇的盛装队伍,在广场上举行了热闹的开幕式(节日本身哪有什么开幕式?)。其实,游客们在参加完开幕式后,大都返回凯里或贵阳,对姊妹节的其它风俗一无所知。笔者以为,像这种生活空间和传承空间重合的非遗项目,不宜改变它的传承空间。在县城举办的姊妹节,已经不是姊妹节本身了。抽掉了民俗内容的民俗节日,还有保护和传承的意义吗?在贵州,类似姊妹节这样改变传承空间的民间节庆并不是个例,如何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其次是传承内容的问题,在非遗保护的探索和实践中,传承主体的社会化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传承手段。村民的大量流出导致了传承危机,为了遏制非遗项目的消失,有些保护单位将本属于部分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推向社会,让更多的人来学习传承这项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姊妹节搬到县城,也是传承主体社会化的措施,其初衷是积极的。关键是它传承的内容出了问题。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非遗项目进校园”,学生成了传承主体。我曾经看到一所学校跳锦鸡舞的情形,他们的锦鸡舞已经经过改造,变得好看而且适合年轻人的兴趣,但在形和神上都与项目本身有较大差距,特别是芦笙曲和服饰的消失,使锦鸡舞只剩下舞步,这种把非遗项目内容简单化的传承,是否也值得商榷?再如侗歌的传承,“侗家无字传歌声”,侗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社交礼仪都靠歌声来传承。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对侗族大歌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才做出了“一个民族的声音,一种民族的文化。”的高度评价。而学校教学生唱侗歌,只是一首首相对独立的歌曲。离开了鼓楼、风雨桥和与之相适应的民情风俗,这种传承,只传了歌声,传不了文化。
第三是保护方式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其基本方式是口传身授,“而传承的本质在于传承母体对社会文化的不断延续的需要。”至今中国人结婚,择吉日举办婚礼、闹洞房等习俗还在延续。过年了,无论离家多远,都要在除夕前赶回家。这些习俗的传承,是社会文化的需要。操办婚礼者、掀起返乡大潮的农民工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传承某种习俗文化。当某一事项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加以保护的时候,其传承就从无意识变成有意识的了。在有意识的传承中,传习所、生产性保护应该是较为成功的保护方式,特别是对手工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保护方式值得提倡。还有一种保护方式,我们姑且称它为表演性保护,这种方式对于传统表演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有效的。但对于民俗类的项目,就应该慎重了。我们经常在景区看到一些民俗类的表演,比如把婚礼过程融入到和游客的互动中,神圣的礼俗被游戏化了;还有一些祭祀性的舞蹈,在景区被日复一日地表演,寓意于其中的情感被逐渐淡化,祭祀变成了一种毫无内涵的展示。这样保护下来的非遗项目,是被异化了的项目,已经没有意义了。
之所以把传承中的问题分为传承空间、传承内容和保护方式几个方面,完全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实际上,这几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实际中密不可分的,体现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也体现了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这应该就是重构文化生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节选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文化生态的重构》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