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碗厂”的“78个半”烈士
本网记者 文/胡绍山 夏航 洪英杰 周明 图/陈鹏 徐昆
1935年4月，由罗炳辉、何长工带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水城，两名红军战士朱云先、王红军因病在水城顺场砂锅寨邓友成家养病三个多月，病愈后与红军部队失去联系。
朱云先、王红军打听到离砂锅寨不远的碗厂革命斗争情况，知晓碗厂有革命人士。他们便来到碗厂，以“受雇者”身份住到进步人士焦少兰家并取得焦家的信任，同时结识了常为百姓伸张正义、打抱不平的18名志同道合的青年“泥碗匠”。
碗厂革命烈士纪念碑
后时机成熟，两名红军公开身份，向当地老百姓宣传红军的主张，秘密组建碗厂“齐心会”，与地方土匪、土豪劣绅等展开革命斗争。
1939年9月，朱云先、王红军在一次追击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在红色精神的鼓舞下，以“齐心会”为基础力量，1947年成立的“碗厂游击队”，于1949年与国民党残匪在碗厂展开了一场殊死战斗，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颂歌。
“碗厂游击队在当地的革命斗争，震动了国民党残匪余启佑、禄仲银、赖维刚，敌人一心想着剿灭碗厂游击队。”作为龙场乡碗厂“齐心会”会员、碗厂游击队队员后代的周光勤，回忆讲述国民党残匪“血洗碗厂”这段历史。
原水城县龙场乡党委书记周光勤介绍，1949年农历冬月十二日拂晓，匪司令禄仲银、副司令张少衡带着四五百名匪徒，在叛军272师团长赖维刚、营长蓝廷昌、龚云鹏的指挥下，在茫茫迷雾的掩护下，从不同方向朝碗厂推进，并将整个村庄团团围住。
这一天，碗厂游击队的队员们都集中住在刘金成家。天刚亮，刘金成正准备与龙国民换岗哨，警觉的刘金成像往常一样抬头朝四周望去，看见一股敌军蜂拥而来。
“砰！砰！砰！”刘金成连开了三枪，报警的枪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惊醒了沉睡的村民，战斗随即打响。
一名敌军向刘金成扔来一枚手榴弹。刘金成眼疾脚快，踢向手榴弹。只听见“轰”的一声，飞来的手榴弹拐了个弯，在一丈多远的地方爆炸了。
游击队员龙国民则立即跑回住所报警。听到枪声后，惊醒的游击队员也立即行动了起来，他们拿着武器，以最快的速度布防在碗厂大田组的一座“碉堡”周围。
“当时碗厂村为防御国民党残军来袭，用泥土修建了两座碉堡，距村民住地约300米左右，碉高约两米，面积约20平方米。那时候，每当这里有‘战斗’，村里都会先让妇女、儿童、老人等到碉内躲避。”周光勤说。
另一股敌军则从碗厂老水井梨树坡方向冲进下厂营头、营外、营中、大田坝子，游击队队员周占清、钱德明等人飞驰过去支援时，发现队友周和先、邓廷顺两位同志已在战斗中牺牲。
“在当天与敌人面对面的战斗中，周占清、周平平、周云武家父子三人相继壮烈牺牲。”周光勤说，面对敌强我弱的力量悬殊，一些游击队员前往盘县请求部队增援，上厂、中厂的队员被敌人拦在外围，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
午后，国民党残军扑向“老人、妇女、儿童躲避”的这一座碉堡，架起机枪，对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肆意扫射。顿时，碉内的人成堆倒下、血流成河。
“国民党残军还向碉中的烤火炉接二连三地丢手榴弹，把通红的煤块炸得四处飞溅，碉内的老百姓有的被炸死、有的被烧焦。”周光勤哽咽着说，“当时我大哥周光海年仅3岁，被我奶奶紧紧地抱在怀里。后来我奶奶被打死在血泊中，我哥腰部、手部等身中数枪，右指被打掉，左腿被火烧断。”
更为悲惨的是，碗厂村大田组杨顺清家四个儿媳妇，都有孕在身，在袭击中全部遇难。其中一个儿媳妇即将临盆，被敌人扔来的手榴弹炸开腹部，但胎儿还活着，这个弱小的生命挣扎了一个小时左右后，因未得到及时救治，也遇难了。
“这是我们碗厂人不忍提及的一幕。”说到这里，周光勤用袖口擦了一下有些湿润的眼角。
周光勤介绍说，坐落于当时小羊场边的杨少明家父母、大哥及其妻子全部遇难；碗厂有十多户村民，连后代都未能留下一个；很长一段时间，整个碗厂村都处于“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中。
北盘江高家渡铁索桥
面对敌人的追击，负伤的游击队队员刘金成等人突围后，跨过北盘江铁索桥，迅速赶到杨梅区政府，在时任杨梅区区长牛印起的组织下，及时将部分伤员送到水城救治。
此外，在战斗中分散的另一组游击队员，则在队长周汝光的带领下，连夜赶到原盘县普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145团2营营长赵幕春汇报了国民党残军突袭碗厂的情况。
赵幕春果断决定，集合队伍，与作战部部长季冬奎一道驰援碗厂。
到达碗厂后，敌人已不见踪影。赵幕春、季冬奎与碗厂游击队员、当地老百姓一起，迅速为还没有来得及送往水城救治的伤员包扎伤口、统计伤亡情况、安葬牺牲的游击队员和遇难的老百姓。
周光勤说，仅“碗厂事件”就牺牲了游击队队员6人、遇难老百姓38人、受伤16人。
解放军145团在碉堡内搜寻幸存者时，发现杨顺清家被手榴弹炸开腹部的那位儿媳妇及胎儿，一名战士问道：“这名胎儿怎么算？”
季冬奎犹豫了一会儿，回答说：“算半个吧！”
“此次遇难人数44个半，再加上此前在碗厂历次战斗中牺牲的34人，一共78个半。”战士汇报道。
“1980年，我见到了季冬奎，在谈及部队当时统计牺牲的‘78个半’烈士时，他仍然非常悲痛。”周光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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