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凤鸣:从“第二个结合”看遵义会议
摘要：遵义会议在生动反映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同时，也生动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中华民族崇尚自强不息的品格，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要自己解放自己的主张，成就了遵义会议上独立自主走中国道路的勇敢探索。中华民族追求多元一体的传统，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的观点，成就了遵义会议上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倡导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崇尚实践、追求真理的精神，成就了遵义会议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鲜明特点。从遵义会议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魂”，便有了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根”，从“两个结合”中走出的“中国特色”便有了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遵义会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1］6，并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1］9，经过这一次思想解放，我们就能够从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中理解中国特色，在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遵义会议是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但过去大多从“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视角探讨遵义会议，而关于遵义会议与“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相关论述却不多，这无疑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憾。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研究遵义会议，旨在进一步丰富学界对遵义会议这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认识。
从“两个结合”的视域看，遵义会议在自觉践行“第一个结合”的同时，也不自觉地践行了“第二个结合”。其中:关于“第一个结合”，毛泽东曾说:“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2］923习近平总书记说，“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3］102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重要启示。关于遵义会议与“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 国主 义为 核心 的民 族精 神的 最高 体现”［3］146。从这一逻辑出发，作为长征精神的重要实证的遵义会议，在生动反映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同时，也生动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而这正是值得我们今天去深入挖掘的地方，也就是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去研究遵义会议。
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品格，契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主张，成就了遵义会议独立自主走中国道路的勇敢探索
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还并不成熟，也并不独立，党内历次所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多与不能正确面对共产国际的过多错误干预有关。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1922年 7月，党的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正式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此后直到遵义会议召开的10多年时间里，党的工作方针、组织人事等，都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没有自主自决的权力。总体上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如，推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要求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等。但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也有不少脱离实际的指挥，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许多问题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比如: 1927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 1928年，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 1930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 1931年至1934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等等，虽然这些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成长道路上的教训，但可以说都与共产国际不恰当的干预有关，也恰好说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还很不成熟。因此，毛泽东说: “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得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2］923
今天，我们探寻这种独立自主的文化根基，无疑是来自中华民族崇尚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从盘古开天地的传说，到大禹治水的伟大实践，再到近代以来历经磨难还能浴火重生、取得完全独立的革命历程，无不彰显着这种优秀民族品格，而这一优秀民族品格被《易经》概括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都认为，只有自强，才能不息。从个人修养的角度讲，自强，既要强体力，也要强心力。毛泽东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虽然文章讲的是体育，但其关键点在于强调体育之大效尤在“足以强意志”，认为“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4］26。后来，毛泽东又提出“心力说”，认为“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4］30 。客观地看，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正好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靠自己才能解放自己的主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5］262 。正如《国际歌》里唱道: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
正因在精神上相互契合，才可能在实践中相互成就。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时，开始认识到党在国共合作中不能丧失自身的主体性，会议在批评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特别指出，“中央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完全放弃共产党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6］237。因此，后来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时明确地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以与蒋介石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帜相对立，旨在彰显党的领导在中国革命中的主体性。后来，在1934年 10月开始的长征路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重要会议中，进一步排除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国际路线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在更大程度上彰显了这种主体性。比如:在 1934年12月 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上否定了博古、李德关于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了挺进黔北、并择时召开遵义会议的重要决定;在同年12月 31日召开的猴场会议上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并限制“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在 1935年1月 15—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更是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出取消军事“三人团”、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等决定;同年2 月5 日在鸡鸣三省顺利完成党内最高领导博古和张闻天的权力交接。这些重要决定和行为，都是党在排除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完全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全局意义上真正开启了独立自主走中国道路的勇敢探索。
二、中华民族追求多元一体的传统，契合马克思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观点，成就了遵义会议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
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形成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党内也没有真正的团结。尤其是1931年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对瞿秋白、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给以种种错误打击。1933年，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先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紧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矛头直指支持毛泽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邓小平多次受到批判和打击并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1934年 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许多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被撤销领导职务。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对虽然参加“围剿”却突然宣布抗日反蒋的第十九路军搞关门主义，没有推动“福建事变”朝着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方向转变，从而错失了打破敌人“围剿”的战机。针对当时的错误领导，刘伯承回忆说: “大家对三次‘左’倾的打法有意见: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是反革命。这帽子吓人。”［7］在这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下，党内缺乏民主，也缺乏团结，对外还搞关门主义，没有能够形成统一战线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是，遵义会议之后这些问题都被逐渐克服了。因此，邓小平说: “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是我们的党规党法。”［8］在这段话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在这个公式里面，第一个“团结”是愿望，处于中间的“批评”是手段，追求最后的“团结”是目的。这个公式很好地处理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对后来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和党际关系，推动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探寻这种“团结—批评—团结”的文化根基，无疑是来自中华民族追求多元一体的悠久传统。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大一统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历朝历代各民族大都有着这种统一性追求，正是这种“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能牢固凝聚，而这在近代以来历经磨难还能更加觉醒更加凝聚的历史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统一性追求，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华民族历来具有的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文化胸襟，这种优秀的民族品格被《易经》概括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成为中华民族在面对差异、多元、冲突时依然能够凝聚共识、实现认同的精神纽带。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并号召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的人们联合起来，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最终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9］52而这与马克思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的观点，是相互契合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0］。《国际歌》也唱道: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
正因在精神上相互契合，才可能在实践中相互成就。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必须反对不讲斗争的、无原则的团结。比如，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在党内包容了多样、凝聚了共识、实现了团结，就是最好的例子。后来，在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重要会议中，毛泽东等人更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民主的氛围中坦诚相见、批评错误、团结同志。比如:毛泽东等人严厉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的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批评他们在领导方式上的专断作风和对持不同意见者的压制、惩办的做法，批评他们在面对第十九路军福建事变时的关门主义态度，认为这些做法不仅严重伤害了党内的团结，而且影响了党对外部力量的团结。但是，毛泽东等人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批评，从根本上讲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是为批评而批评，因此并没有像“左”倾错误领导者那样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镇压、无情打击，相反，通过批评解开了这些同志的思想的疙瘩，并给这些同志继续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实现了党内总负责的博古和张闻天的平稳交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被称为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开始形成“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不仅在此后战胜了张国焘在党内军内的分裂主义错误，而且在延安时期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更进一步地看，中国共产党还逐渐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努力团结党外革命力量。比如:在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积极团结陆瑞光、小叶丹等地方少数民族首领，先后实现了“弄染结盟”“彝海结盟”，凝聚了革命的力量。在长征抵达陕北之后，又积极团结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将领，实现了联蒋抗日，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不讲无原则的团结，而是在团结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真正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民众的大联合。可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护就是党内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传统在党际关系上进一步贯彻和实践的典范。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变得强大起来，能够战胜一切反动势力，成为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中华民族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契合马克思主义崇尚实践、追求真理的精神，成就了遵义会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鲜明特点
遵义会议前，党内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特别是自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生搬硬套苏联经验和模式，片面强调城市中心主义，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失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1933年迁往苏区，教条主义路线也在苏区进一步贯彻，从而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 1月，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时，中央红军反“围剿”已经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但会议全然无视这一困难形势，仍在那里夸夸其谈，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会上，博古代表中央作《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背书似的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经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6］380，极力夸大革命形势。“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还主张要扩大“百万铁的红军”［11］。这就是当时党内只唯上不唯实的思想路线的典型体现。而客观的实际情况是，中央苏区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进入鼎盛时期的总人口才400多万，红军只有13万，到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时，中央苏区已丢失了许多区域，还要扩红100万，显然不可能。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敌人重兵逼近的实际情况，一味命令红军硬攻硬打，以至于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但仍无视国民党军队在红军北上途中集结重兵封锁的实际，强调按原计划继续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使党和红军再次处于生死攸关的境地。遵义会议之后，这种只唯上不唯实的风气也被逐渐克服了。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 2月在贵州考察调研时指出: “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12］
今天，我们探寻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文化根基，无疑来自中华民族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中华民族有求是务实、讲求实用实效的传统，历来倡导“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在学术上就表现为“实事求是”的学风。“实事求是”这句话就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其本意就是说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清代出现了以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实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耕实践。1916年，岳麓书院把“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写成横匾挂在讲堂正门。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曾经两次进入岳麓书院寄读，“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后来能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重新解读“实事求是”，而这与马克思主义崇尚实践、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相契合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5］503，“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506。《国际歌》也唱道: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
正因在精神上相互契合，才可能在实践中相互成就。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1930年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就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在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重要会议中，毛泽东等同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彰显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品质。毛泽东等同志首先是敢于修正博古、李德等人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错误，不仅严厉地批评他们只讲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没有从主观上对失败进行反思，而且系统全面地指出“左”倾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所犯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从根本上讲是没有从军事作战的实际情况出发，是“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集中反映。
不仅如此，毛泽东等同志也敢于修正自己曾经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比如: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到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建议，可是在遵义会议上又从实际出发修正了这个想法，作出了北渡长江、在川西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决定;为了北渡长江，在遵义会议后曾作出打土城战役的决定，可是当发现敌情有重大变化之后，又从实际出发及时进行修正，并主动撤出战斗，由此拉开四渡赤水战役的序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真理掌握在毛泽东等少数人手中时，他们也敢于抛开个人利害得失，毫不动摇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比如:在苟坝会议上，对于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的提议，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坚决反对，但他坚持真理，深夜还提着马灯到周恩来住处交谈，得到周恩来支持后，又在第二天召开的会议上陈述利弊，最终获得大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支持，让党中央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避免了一次红军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党中央进驻延安，毛泽东先后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进一步从哲学上反思“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全党逐步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
四﹑从遵义会议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魂”，便有了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根”，“中国特色”便有了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
毛泽东在1962年会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曾说: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9］346这段话很耐人寻味，它一方面折射出那个时代以凯丰为代表的部分年轻同志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既肤浅又不够友好，认为毛泽东只受到过传统教育，并没有掌握来自国外的先进理论;另一方面还折射出毛泽东因为受到凯丰的贬斥，反而强化了他对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关注和反思。
历史地看，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以陈独秀为旗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更多采取的是否定态度。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大都是年轻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更多看到的是传统文化的落后性，所以理所当然非常激烈地否定传统文化，而对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优秀面，以及如何面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面，却无暇顾及，也缺少反思。
但与大多数文化激进主义者不同的是，毛泽东虽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却对传统文化多少保持了一份冷静。当时，毛泽东作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自己却没有赴法，他后来在致周世钊的信中对此有几条解释，其中一条说的是，“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9］47。在今天看来，当年的毛泽东不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所认可，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左”倾教条主义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而且还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进一步看，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面对凯丰的贬斥，虽然作了比较机智的反问，但却并没有足够的理论自信去阐述应该如何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重大课题。直到1938年 10月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才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有了初步回答。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 相结 合并 通过 一定 的民 族形式才能实现。”［13］从这个意义上讲，遵义会议开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反思和批评时，实际上也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该如何面对自己传统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时才有了初步答案。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终于在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确实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
“两个结合”本身不可分割，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因为任何实践都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实践，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既是现实的人，也是历史的人，虽立足于现实的此地此刻，却承载着过去的历史文化。讲“第一个结合”，突出的是实践的空间维度、地域维度;讲“第二个结合”，突出的是实践的时间维度、历史维度。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不仅是来到了一个现实的地域的中国，而且是来到了一个历史的传统的中国。当时，从事伟大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中国人，而且是承载着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先进中国人，不仅是在承受着现实的民族苦难的先进中国人，而且是在为民族复兴伟大梦想而奋斗的先进中国人。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必定是一个时空统一的过程，也是一个地域的和历史的相统一的过程，从而是一个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过程，而置身于这一过程中的主体，则是那许许多多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
习近平总书记说: “没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1］6从“第二个结合”看遵义会议，我们发现中国特色不仅从现实中生成，也从历史中走来，只是我们以前对此认识还不够自觉。今天，当我们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后，才从思想解放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遵义会议所取得的革命性成果，绝非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离，也不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断裂，相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从遵义会议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魂”，便有了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根”，从“两个结合”中走出的“中国特色”便有了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从而让我们更有底气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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