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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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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多彩贵州网
今年元旦节，从网上看到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鸡鸣三省大桥成了网红打卡地，令我感慨万端，似有阵阵冲击波震撼着我的心灵，37年前我在“鸡鸣三省”等地进行《黔边行》采访的一幕幕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一
1985年1月中旬，在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我作为《贵州日报》驻遵义记者站记者，在遵义访问了沿红军长征路徒步采访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开富同志的事迹深深感染了我。我分别找到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贵州日报社的主要领导同志，建议《贵州日报》开设类似面向基层一线采访的专栏，并恳切希望有这样的采访机会一定让我去。我的建议得到领导们的首肯，但当时没有讨论具体怎么操作。
不久，省里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套套发展贵州经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在全省干部大会上提出一个很精彩的观点。他说：我最近去了一趟赤水县(现为赤水市)。赤水离四川合江县九支区仅一桥之隔，离赤水河汇入长江的交汇处仅50多公里，大家说，像赤水这样的县究竟是面向长江发展经济好还是面向省城贵阳发展经济好？我看按经济规律，赤水县肯定是面向长江发展经济好。我由此联想到贵州与云南、湖南、广西、四川(当时重庆未设直辖市)交界的地方，离省会贵阳远，离川湘滇桂近，这些地方不必面向省城发展经济，而应该打破行政区划，完完全全按经济的自然流向顺着山、顺着江、顺着河、顺着路面向川湘滇桂发展经济，这样有利于加快我省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改革开放的步伐。所以我主张黔边变前沿，把那些从省里看是“死角”的地方建成我省发展经济的“桥头堡”、对外开放的“窗口”。时任省委书记的讲话在会上赢得阵阵掌声，激起热烈反响！
对时任省委书记的讲话精神，贵州日报社编委会的同志及时进行了学习、讨论，一致认为使黔边成为我省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加之由于交通闭塞、路途艰险，采访诸多不便，长期以来《贵州日报》对贵州边界的报道较少，更不用说深入实地地进行系统的考察报道了。编委会遂决定在第一版推出《黔边行》专栏，每天发稿1篇，并决定由我和黔东南记者站的苗族记者蒙应富担纲完成(每人隔天发1稿)。编委会还明确《黔边行》采访我和蒙应富一个人跑半个省，我跑铜仁、遵义、毕节，蒙应富跑黔东南、黔南、黔西南，两人在六盘水各跑一半后会合。鉴于当时交通条件所限，稿件邮寄慢，为不影响稿子第一时间见报，编委会指令我们的稿子通过邮局用电报发回，省邮电局专门向各地邮电局(所)发出公鉴，要求优先处理我们的电报稿，公鉴并明确我们发稿时不付现金，费用作记账处理。这使我们感到了极大的方便。
二
接到《黔边行》的采访任务，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年前几天和正月初五前，我都在紧张准备。记者的责任是担当、本色是进击。这是多难得的“强筋壮骨”的机会呀！我查阅了黔边各地的许多资料，决定牵住边沿地区各族人民奋力打开山门，放开手脚活跃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努力增加收入这个“牛鼻子”，在抓现场目击、抓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从五个结合入手采写稿件。五个结合是：省内比与省外比相结合、平民视角与辩证思维相结合、纵比与横比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声势与实效相结合。
就这样，1985年2月26日(正月初六)，我从遵义上了到铜仁玉屏的火车，27日凌晨4点，在玉屏火车站刚下车就被漫天的雨夹雪围住。车站唯一的小旅社已客满，又没有车去几里外的县城，雪愈下愈大，脚特别僵，似乎预示着此行的艰辛。但它们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兴奋情绪，借着车站的灯光，我找了一个避雨的地方，铺开地图、翻着有关资料琢磨起来：下一步该怎么走？第一仗该如何打？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天亮了。我开始找车进城，8点多钟，才搭上一辆去县城的马车……
三
在黔边采访的日日夜夜，开始是冬天寒气袭人，中间是雨季潮湿难挡，后来是盛夏酷暑煎熬。每日跋山涉水，经常风餐露宿。边界上地形复杂、险要，有时两山夹峙一线天，说话听得见，走路得半天；有时峰峦叠嶂，一河中通，没有渡口，似乎叫你插翅难飞越。我没有怯懦、没有退缩，总是鼓足勇气，想方设法闯过难关。
在毕节林口镇海嘎民族乡采访“鸡鸣三省”时(贵州毕节与云南镇雄、威信和四川叙永交界处)，这一脚踏三省的地方，鸡一叫三个省都听得到，可它的交通状况如何呢？贵州、云南、四川老乡互相看得见喊得答应，然而山高谷深、无桥无路，彼此要见面，就得跋山涉水走一天。那里是赤水河的上游，三个省的老百姓盼什么呢？盼能在赤水河上架桥(那时，赤水河沿线已经架了5座桥了)，没有桥是他们的心头之痛！于是，我选择了写交通“卡脖子”。可正好遇见连续十多天下暴雨，赤水河上游的渭河发大水，去云南、四川的摆渡船早已停摆。去不了云南、四川，仅采访贵州老乡成不了稿，怎么办？眼前的渭河波急浪吼、黄龙翻滚、震耳欲聋，汹涌的河面下去50多米就是密布着小汽车般大小石头的乱石滩，人被冲下去肯定没命。难道就此罢休？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情急之中，我想到儿时家乡遵义湘江河涨大水时，我朝上游下水，在水的冲势的作用下，斜游到对岸的经验。于是就朝渭河上游走了300来米，然后壮着胆子扑进水大得像脱缰野马般的渭河，人随波涛起伏，奋力用双手划水，终于顺着水势游到了云南的土地上，采访了云南苗族农民项炳清等人，又经过一番努力，总算全面完成了采访，写出了《鸡鸣——三省应人行——三省难》的稿子(1985年7月22日见报)。参评全国新闻奖(后改为中国新闻奖)时，《鸡鸣——三省应 人行——三省难》顺利评上了。评委说稿子采访扎实、材料鲜活，有个性、有特色，而记者把游泳采访写进稿中，又成了稿子的唯一性，标题的针对性、生动性也给人留下难忘印象。还有评委夸奖：“这是拼命三郎写的稿子！”那天，当我又斜着游回贵州这边时，惊吓、寒冷、疲倦使整个人都瘫软了，是老乡们把我扶到柴火边，休息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气、回过神来。所以记者想出成绩，只有累得、磨得、拼得。
在与四川酉阳(现为重庆市酉阳自治县)万木乡接壤的贵州沿河自治县黑獭乡采访时，一天在大山里转了50多华里。下坡的山路实在是太窄太陡太滑了，路最难走时，人只能蹲在地上，手抓着两边的灌木，一点一点地朝下移步。苦得很，我却感到其乐无穷，因为吃了这些苦，我基本搞清楚了沿河的焦炭、原煤、山羊、苕干、木炭和多种中药材是怎么从万户千家集中到一块，然后上船沿乌江出山，船返回时又载回化肥、水泥、日杂百货、烟酒糖等的全流程。用农民的话说：“整对头了，山上的宝到了乌江就是银子啊！”兴奋中，我一气呵成《农民船队远航上海——沿河黑獭船队业务兴隆亟待发展》的稿子。该稿1985年4月11日见报的当天，就获得省委领导同志的批示表扬。
在紧靠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的我省东大门大龙镇采访时，深夜3点多钟我仍在赶写《大龙条件得天独厚 腾飞还待多多扶持》一稿(1985年3月9日见报)。由于过度疲劳，写稿时不知不觉趴在桌上睡着了，房里炭火余烬，致使我严重煤气中毒；幸而，迷迷糊糊中自己的一阵急促的咳嗽声将我惊醒，我赶紧挣扎着爬出屋外，才避免了窒息死亡的危险。
四
“黔边行”走路最多的一天走了100多华里，早上从六盘水发耳区出发，走30里路到都格民族乡，中午从都格民族乡走20多里路到岔河，下午又从岔河返回都格民族乡，深夜再赶回发耳区。赶路的原因是乡里没有邮电所，而编辑部等着用稿，要在发耳区邮电所才能发出电报稿。那天几乎走坏了脚，却收获了3条好稿。
那是1985年9月1日。早上五点半钟，水城发耳区布依族区委书记陆清恩就把我叫醒，说天热，趁凉快赶路。发耳盛产西瓜，陆清恩从水井里捞出一个凉水镇了一晚上的西瓜，挥刀一劈两半，递一半给我，又从灶里掏出两个烤洋芋，说：“快吃，吃了好赶路。”半边水镇西瓜，两个烫嘴洋芋，我第一次享受这样的早餐，边吃边咯咯地笑起来。
吃完，我和陆清恩上了路。要从发耳区走30华里的乡村公路到都格民族乡，奇怪的是，这条通汽车不久的路却连马车都不通了。公路上到处都是被雨水冲刷成几尺宽的深沟，一条刚修好不久的公路就这样毁掉了，原因何在？原来修路时设计人员漏掉了抗洪灾能力最强的排水沟。30里路，公路两边都没有排水沟，每下大雨只好任凭山洪在公路上肆虐。于是，路被冲垮了，路下面的房子、田、土遭殃了……忽视一条沟，多遭千般罪！我以此为由头写了《没路盼路 有路愁路——从水城发耳区到都格民族乡途中所见》的稿子，并在稿子的结尾中写道：“走完三十里，我生出三问：在安排修复发耳至都格的公路时，应该问一问：公路抗洪灾能力最强的排水沟列入计划否？路通后，应该问一问：安排人养护否？此外，其他准备修公路的乡村也应该问一问：怎样认真加强公路的抗灾能力，防患于未然，避免或减少路通——塌方——修复——塌方的一连串麻烦和损失？”此稿1985年9月3日见报后，省领导要求有关部门举一反三，采取得力措施防止这样的情况再度发生。
接下来，我和陆清恩等来到川滇交界的岔河边，看见在风雨中飘摇了15个春秋的钢丝绳吊桥非常危险，不少桥板已经腐烂，我们便小心地选择着牢实的地方下脚，愈往前走晃动愈大，人像悬吊在半空中似的。同行的一位老兄紧张起来，大家赶快提醒他注意保持平衡，眼睛不要往两边看。过了桥，他已是冷汗淋漓。我们空手过挢都觉危险，而两省边民却要负重前行。云南宣威和贵州水城赶场的农民走在吊桥上，桥上经常都是二三十人，贵州的煤、仔猪、禽蛋等，云南的化肥、木器、铁锅等，都由人背马驮着，从吊桥上进入对方的境地；桥上还有猪、牛、羊等牲口；桥上人多时，钢丝绳的接头处发出“嗄嘎嘎”的声音，万一钢丝绳断掉，后果不堪设想，而吊桥又是云贵两省边民赶场的唯一通道。离吊桥不到100米就是北盘江，北盘江在都格民族乡的土地上流了几公里，这么清澈、漂亮的河水由于不通电，无法把水引上来搞灌溉，都格民族乡的农民根本种不了水稻，吃不上大米，等等。于是我写了《吊桥高又险 大河空自流——都格民族乡切盼培修吊桥并利用河水发电》。稿子1985年9月7日见报后，吊桥很快得到维护。
那天下午，我和陆清恩等在翻一座叫擦耳岩的大山时，看见坪地村农民吴正昌张贴的“寻马启事”，有村民见我抄“寻马启事”，就说“马不见了算个啥有，边界上婆娘、娃儿不见的都不少哦”。村民的话提醒了我，使我联想到沿黔边采访以来，我目睹一些边境由于界址不明确、不清晰，成了两个省的派出所都不管的地带，这就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犯罪分子往往得手后就窜过省界，若两省边界上的治安部门配合不及时，就使破案成为“老大难”。我便以“寻马启事”作引子，写了《“寻马启事”与黔边治安》的稿子，1985年9月14日见报后，贵州省公安厅和云南省公安厅专门在擦耳岩召开了整治社会治安联防联治现场会。
那天从早到晚虽然疲惫不堪，却累得高兴、苦得值得。记者的欢乐永远来自用汗水浇灌出成功的稿件！走100多里换来3条高质量的稿子，几家新闻刊物对此作了褒扬。
功夫不负，我和蒙应富历时8个月合作的《黔边行》，遍访黔边各县，总行程1万多公里，共发稿100篇。《黔边行》专栏获1985年度贵州新闻奖特等奖。那是贵州新闻奖设立以来，评出的第一个特等奖。北京的《新闻战线》和上海的《新闻记者》都对此作了详细报道。
五
当年在黔边，我写过《“来的都是客，一律送方便》《三省边界一枝花 川湘黔人同声夸》《同是一条路 川黔两段各不同》《大门朝着四川开》《山南想卖卖不出——“胀得心慌” 山北想买买不到——“饿得着急”》《从“纵比”转入“横比”后》《早先再穷不出门 而今竞渡赤水河》《“电线天上过 地下打黑摸”》《岔角码头笑声满河》《“水上公共汽车”》《四个月解疙瘩 二十年积怨消》《小砂锅大财路》《道真农民坐车难》《茅台酒：香 茅台镇：脏》《出川船队喜与愁》《鸡鸣三省文明店》《云南飞来“金凤凰”》《他为什么感动了农民》《赊拿吃占何其多？！》《昭通城里贵州客》《哲庒乡文化站夜景》等稿。这些新闻发生的地方，38年间我都相继重访，走进它们，就像走进一方又一方久违的亲切的家园，面对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场景(熟悉是当年的感觉，陌生是变化的精彩)，我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它们总在我心中激起阵阵涟漪。
比如，1991年夏，我“寻访长征路”时，再访鸡鸣三省，见6年前呼吁的架桥尚无动静，便写了《桥影何处觅 兀自空长叹——时隔6年再访鸡鸣三省》，刊登在1991年7月19日的《贵州日报》上。我在稿中写道：“鸡鸣三省是红军召开鸡鸣三省会议的地方，在长征文化史上彪炳史册。当地的群众过去积极支援红军，为中国革命作过积极贡献。而今他们赶‘穷鬼’接‘财神’却被交通不便卡住了。还要卡多久？不得而知。望着汛期汹涌澎湃、波急浪险的渭河，望着诉说苦衷的无可奈何的农民，记者不禁喟然长叹：桥呵桥，鸡鸣三省各族人民祖祖辈辈盼望你，你何时才能架起来！”
终于，2020年1月21日，鸡鸣三省大桥建成通车了，尽管连接的是川滇，但仍给贵州民众带来便利，在电视上看着横空出世的大桥，我激动不已，眼眶湿了。如今，鸡鸣三省大桥以其地理位置上的独特性和其勃勃雄姿，成为了旅游胜地，让人何其欣喜！
比如，《黔边行》采访时，在与四川南桐矿区(现属重庆万盛经济开发区)山携水连的桐梓县狮溪区，我目睹在狮溪镇当过多年党委书记的梁正才因公逝世后，农民争着要用最金贵的自留地安葬他，入土时又有几千农民自发赶来给他送葬，南桐矿区也派人参加葬礼。大家列数梁正才给乡亲们办的实事，许多人泣不成声，夸他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那场面太感人了，我含泪写下《数千农民给他送葬——记黔边好干部梁正才》，刊登在《贵州日报》1985年6月12日第一版。2021年5月，我重返狮溪，被狮溪镇的新面貌所深深感染，梁正才当年“要让老乡全部过上好日子”的愿望实现了，这是整个黔边的现状啊！面对莽莽群山，我分明看见了人民公仆梁正才的笑容。
六
前不久，贵州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希望我结合《黔边行》采访，谈谈对年轻同仁的成长，有些什么期望。
我说，当年我和蒙应富进行《黔边行》采访时，没有网络可发稿，报纸每天只有4个版面，稿子只能是千字文。而现在不同了，记者、编者可以依托发稿能够扩容的优势，运用大量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出新出彩。但无论发稿条件怎么优化，海量信息如何“你追我赶”，媒体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必须坚持，我们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为党发声、为民立言，这是第一位的！
我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媒体人牢记职责使命、深入基层实际，在一篇篇稿件中，在一个个版面上，在一幕幕影像里，他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热情讴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分享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忘我奉献，结合我个人的多年实践，我深感不论媒体的传播方式如何变化，新闻的魅力必须深深植根于生活的沃土，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变。媒体人只有沉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去潜心采访，在中央精神、政策法规、基层实际、老百姓脉博上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和切入口，捕捉最生动的场面，描写最亮丽的风景，讲述最感人的故事，才能有所作为，不断提升媒体人的综合工作质量。
年轻的同仁们，使命在肩召唤在前，让我们坚守新闻理想，求索不止，各尽所能，协力开辟新的天地！
(作者刘庆鹰系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二级高级编辑，曾任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贵州省报业协会会长)
